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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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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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26664

版次：2

商品编码：10011431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7-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29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哲学已经发育成规模颇大的雏形。但并没有进一步地繁衍出中国的马克思，甚至把我们古代的哲学文化系统分类，也就是我国一位争议颇大的哲学大家于1986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哲学史的《史记》，更是中国哲学学者们不可漏读的教本。

内容简介

　　说《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古哲学的《史记》，是因为它抛弃了流水账的记事方式，以时间为序，以人物，事件为纲，赋予古代哲学史以鲜活的血液，灵动的筋骨……否定－肯定－再否定。这是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在这规律下逐渐成长。《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细述了，汉初到魏晋，中国古代哲学的转变历程：汉初，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哲学思想趋近于休养生息的安民之道。贾谊－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提出恢复"理""法"的哲学论调；董仲舒公羊学开始宣扬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哲学家刘歆。杨雄及恒谭共同带领古文经学的兴起；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更是地位显赫……魏晋时代起，玄学历经三阶段的发展，走向落幕；佛学在古代中国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从传入到后来蓬勃发展的三个阶段："格义"，"教门"和"宗教"，隋唐的佛学向宋明的道学过渡……

作者简介

　　冯友兰，哲学家。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于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册）、《中国哲学简史》。

目录

绪论
第二十五章 汉初黄老之学
第二十六章 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贾谊
第二十七章 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
第二十八章 《礼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二十九章 董仲舒哲学体系的对立面——淮南王刘安的黄老之学
第三十章 《盐铁论》与“义利之辨”
第三十一章 纬书中的世界图式
第三十二章 古文学的兴起及其哲学家——刘歆、扬雄、桓谭
第三十三章 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三十四章 东汉末无神论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三十五章 东汉末农民起义和《太平经》
第四册 自序
第四册 绪论
第三十六章 玄学的先河——刘劭的《人物志》和钟会的《四本论》
第三十七章 通论玄学
第三十八章 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的建立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三十九章 嵇康、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
第四十章 裴頠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四十一章 郭象的“无无论”——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四十二章 魏晋之际玄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四十三章 玄学的尾声及其历史的功过
第四十四章 通论佛学
第四十五章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格义”
第四十六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教门
第四十七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宗门”
第四十八章 隋唐佛学向宋明道学的过渡

精彩书摘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他从十八岁就开始政治和学术活动，三十三岁就死了。在十五年中他对当时各方面的重大问题，都作了分析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成为后来汉朝的统治者制订政策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现有的《贾谊新书》大半是从《汉书》割裂下来的，不一定是原来的58篇，但还是研究贾谊思想的主要材料。（以下引《新书》据卢文弨校本。）
　　贾谊《过秦论》在《史记》中不分篇，《新书》分之为上、下篇，后来又有人分之为上、中、下三篇。
　　照《新书》所编排的《过秦论》上篇论秦始皇，把秦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下篇继续对于攻守异势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秦始皇的统一全中国的政策，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因为原来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之下，各诸侯国“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秦朝灭了六国，把全中国置于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都希望从此以后可以不打仗了，可以平安过日子了。这是一种形势。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新书·过秦论下》这里所说的“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就是陆贾所说的“逆取、顺守”。取与守的方法是不同的。秦朝在用诈力取天下之后应该改用守的方法，可是秦朝没有改，所以就很快地灭亡了。
　　陆贾和贾谊的这种意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是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而且应该用暴力。在得到政权统一全中国以巩固政权的时候，也可以而且应该用暴力。但是，在政权已经巩固以后，就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付老百姓。就是说，对付奴隶主阶级和敌国可以用暴力消灭它，可是对付老百姓专凭那一手就不行。
　　汉高祖的《大风歌》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也知道在他已经掌握了统治权以后，问题在于怎么样守住政权。陆贾和贾谊也都说，要注重“守”，并且提出了“守”的方法。这就回答了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在农民起义面前所要面临的问题。
　　陆贾和贾谊虽然都批判了秦朝，但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那样，完全否定秦朝对于历史的贡献。他们只是说，秦朝所以先成功而后失败，这主要是由于在它统一全中国以前和以后的形势不同。形势不同，应付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在“取”的时候，秦朝用的方法对了，所以成功。在“守”的时候，秦朝不知道要改变方法，方法用错了，所以失败。
　　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和他的儿子刘歆（死于公元10年）都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在许多学术工作中，刘歆完成了刘向的事业。
　　汉朝有几个有名的父子。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都是父子相传，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班固继承他父亲班彪的事业，完成了《汉书》。这部书记载西汉一个朝代的
　　历史学术和典章制度。其中有三个志，都是照抄刘向和刘歆的著作。
　　刘向生在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家族。他的先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就是说，他们四个学生，都没有毕业就散了。到高祖的时候，浮邱伯到长安，刘交派他的儿子郢客和申公到长安，向浮邱伯继续学习，直至毕业。申公为《诗》作《传》，号为《鲁诗》。刘交也为《诗》作《传》，号《元王诗》。刘交的后人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他的儿子刘德，“少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以上引文见《汉书·楚元王传》）。刘德就是刘向的父亲。这个家族，虽然也是汉朝的宗室，但有一个学术传统，可以上接荀况及黄老。班固作《汉书》，把刘向、刘歆的传附于刘交的传后，统称之曰《楚元王传》，大概还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血统相传。
　　《汉书·刘向传》说：“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洪范五行传记》）。刘向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警诫成帝，叫他不要过于信任王凤；这是有为而发的。《汉书》的《五行志》，就是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为其基本内容。
　　在《汉书·五行志》中，有“经”，有“传”，有“说”，又有“刘向以为”，“刘歆以为”等。“经”是《洪范》原文。“传”是汉初经学家伏胜所作的《洪范五行传》。“说”是当时“博士”的解释。“刘向以为”等是刘向等的推论比附。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主要的就是这些推论比附。
　　刘向的书，把可能有的政治上的错误分成许多类，把可能有的灾异也分成许多类，然后把这两类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出现了某类灾异，就是由于政治上有了某类的错误。这就是所谓“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刘向又把从春秋以来出现的灾异和当时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作为对照，以证明这些说法的正确。这就是所谓“连传祸福，著其占验”。刘向的《五行传论》可以说是一种灾异大全，是汉朝“天人感应”的思想的百科全书。
　　《汉书·五行志》说，刘歆的《五行传》，跟刘向的《五行传》很有不同。照《五行志》所记载的，那些不同，都是细节不同，不是原则性的不同。在这一方面，刘歆也还是宣传“天人感应”。
　　这是向、歆父子的第一期的著作。对于刘歆说，这是他早期的著作。
　　王充肯定，客观实在是认识的对象和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他所说的“实”。在第一节中，我们讲过，王充自述他的著作的目的是“考论实虚”（《自纪》）。世俗有许多没有“实”作根据的言论。这种言论就是“虚”，也就是“妄”。王充说，他作《论衡》的目的，就是“疾虚妄”。所以《论衡》称为“实论”。《论衡》中各篇常叙述当时各种虚妄言论，然后以“如实论之”，或“实者”，提出他的批判。他认为，他的批判都是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的。合乎事实的为是；违反事实的为非。这是王充的认识论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精神。
　　《论衡》中有《实知》和《知实》两篇。从这篇名可以看出王充重视认识和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必以客观实在为对象；这就是所谓“知实”。真正的认识必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知实”）；这就是所谓“实知”。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在跟当时谶纬迷信所宣扬的神秘主义思想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实知》和《知实》两篇中，王充着重指出，圣人并不是神怪，并不能“前知”；孔丘是圣人，不是神怪。他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正圣刁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谓之贤。夫名异则实殊，质同则称钧。以圣名论之，知圣人卓绝，与贤殊也。”（《实知》）这里所谓“儒者”就是董仲舒以及后来的谶纬家。他们认为圣就是神，有超自然的能力，能知生前、死后之事。圣人是超人；贤人是人。圣与贤有质的不同。
　　王充引当时儒者的话说：“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上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同上）这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有个秦始皇作“焚书坑儒”之事；还预先知道有个董仲舒整理（“乱”）他的经典。这就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儒家的废典。王充指出，这些都是虚言，不可信。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谶记的虚妄是一望而知的。但是，在王充的时候，谶纬思想正占统治的地位。王充在他的著作中，正式指出谶纬的虚妄，这是有极大的斗争意义的。
　　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各方面进行辩论，由此推动哲学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玄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玄学进人尾声以后，随着佛教影响扩大，作为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也换了。这个新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生死、形神的问题。
　　恩格斯说：“在远古的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人的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0页）
　　这种人的精神和人的肉体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称为形神问题，从战国以来经常为人们所讨论，是一般人都关心的问题。
　　……

《思想的灯塔：中国哲学精神的流变与现代回响》 卷名： 中卷 图书简介： 《思想的灯塔：中国哲学精神的流变与现代回响》中卷，旨在深度挖掘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时代演进，呈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绽放出的独特光芒。本书并非对中国哲学史的简单编年叙事，而是力求穿透历史表象，触摸中国哲学最核心的精神脉络，探寻其“之所以然”与“之所以所以”。本卷聚焦于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与深化时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剖析其思想内核的形成、演变、碰撞与融合，并着力展现其如何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版图中，依然闪耀着启迪性的光辉。 第一部分：儒道互补的智慧熔炉——汉宋理学的深层解析 本卷开篇，我们将目光投向奠定中国哲学主体格局的汉宋理学。这绝非简单的思想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智慧对话与精神熔铸。我们将首先追溯汉代经学对早期儒家思想的阐释与发展，重点考察董仲舒“天人合一”、“大一统”思想的哲学意涵及其政治伦理实践。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深入剖析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特别是竹林七贤与士族阶层对“清谈”的推崇，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对人生超越性、个体自由的初步探索。玄学的“贵无论”、“本无”等观念，为后来的儒道融合提供了思想土壤。 本书将着重笔墨于宋明理学的辉煌成就。我们并非满足于介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主要学说，而是要揭示其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对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我们将阐释其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如何将阴阳五行转化为儒家道德修养的宇宙论依据。张载的“气学”，尤其是“民胞物与”的哲学关怀，将被置于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叙事中解读。 程朱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主流，其“理”与“气”的关系，以及“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将被置于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本书将深入分析朱熹集诸家之大成，其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如何成为后世的权威，以及其“格物致知”方法论的哲学辩护。同时，我们也将批判性地审视其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例如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等。 相较于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思想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本书将详尽阐述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并着力分析其如何将儒家思想从外在规范转向内在自觉，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道德实践的统一。心学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解放，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巨大影响力，将被细致地呈现。 本书将特别强调儒道互补的哲学张力。汉代以来，儒家注重社会秩序、伦理规范与人生责任，而道家则倡导顺应自然、逍遥自在与精神解脱。理学并非简单地调和两者，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二者的深刻融合。儒家的“致用”与道家的“致虚”，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如何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框架，本书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辨析。 第二部分：世俗伦理的边界与超越——中国哲学中的“人”的定位 本卷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聚焦于中国哲学对“人”的独特理解，及其在世俗伦理与超越性追求之间的张力。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高度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与道德责任，强调“人伦”的价值。本书将深入剖析“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伦理范畴的哲学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我们将探讨“孝道”作为基石的家族伦理，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情感结构，同时也会审视其可能带来的个体束缚。 然而，中国哲学并非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本书将深入挖掘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如何将“空性”、“无我”、“当下”等概念引入中国文化，并与中国本土思想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创造性的融合。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精神，以及其对个体内心观照的强调，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超越性维度。 本书将重点分析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如何与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发生对话。我们不仅要展现佛教对中国人生观、生死观的冲击，更要考察中国思想如何以自身的逻辑对其进行消解、吸收与转化。例如，佛教的“无常”观念与道家的“自然无为”，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如何在相互作用中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我们将考察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个体如何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伦理框架内，寻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这既包括了儒家所倡导的通过道德实践实现“圣人”境界，也包括了道家与佛教所提供的不同路径的解脱之道。本书将分析在中国哲学中，“修身”、“养性”、“明道”等概念的丰富内涵，以及这些精神追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 第三部分：形而下的根基与形而上的求索——中国哲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哲学在形而下层面的根基，及其与形而上求索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并非空中楼阁，其思想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生活实践与民族文化之中。本书将考察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背景，如何塑造了中国人对“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视，以及由此衍生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思想。 我们将分析中国古代的“农事”、“手工业”、“商业”等实践活动，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哲学观念的形成。例如，对“稼穑之艰辛”的体验，如何促使中国人理解“生生之谓易”的生命力；对“巧匠”技艺的追求，如何启发了关于“道”的某种体悟。 本书将重点分析中国哲学对“器物”与“制度”的关注。中国哲学并非一味地追求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高度重视“器物”的实用价值与“制度”的社会功能。例如，《考工记》等著作，便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与哲学思考的结晶。对“规矩”、“方圆”、“曲直”等概念的理解，既是工艺的要求，也是哲学思考的起点。 同时，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的贡献。中国哲学对“德政”、“仁政”、“依法治国”的早期探索，以及对“民本思想”的强调，都体现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本书将考察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政治伦理”等，如何与形而上的道德理想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传统。 本书还将关注中国哲学中的“史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中国史书的编撰，如“春秋笔法”，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判断与道德评判。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是中国哲学得以发展的宝贵资源。 第四部分：思想的火种与时代的呼唤——中国哲学在现代的生命力 本卷的收官部分，将聚焦于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与时代回响。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国哲学并非消亡，而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断创新的可能。本书将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家如何在中西哲学碰撞中，试图“为中国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我们将分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对中国哲学发展方向的探索。从胡适的“整理国故”，到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根基的论述，再到熊十力的“体用哲学”，都展现了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转型与重塑。 本书将重点关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动向。我们将梳理当代学者如何从现代视角重新解读儒道墨法等传统思想，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以应对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例如，如何从传统智慧中寻找解决环境危机、社会公平、个体幸福等问题的思路。 最后，本书将强调中国哲学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本书力图表明，中国哲学并非沉睡的古籍，而是仍在活着的思想，其智慧之火，依然能够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 《思想的灯塔：中国哲学精神的流变与现代回响》中卷，以宏大的视野、深入的分析、批判性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哲学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独特精神气质，并着力发掘其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的启迪价值与实践意义。本书是一次对中国哲学灵魂的深度探寻，一次对思想火种在时代洪流中不灭光芒的礼赞。

评分☆☆☆☆☆

书评五： 我喜欢这本书那种冷静而深沉的基调。它不像有些作品那样热衷于为某个学派“翻案”或“唱赞歌”，而是采取了一种近乎于人类学观察者的姿态，去理解古代思想家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是如何努力地解决人类永恒的困境——意义、秩序与自由。作者在解读诸子百家时，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的态度，承认了自身理解的局限性，这反而让读者感到更加信服。全书的文字表达凝练精准，极少出现冗余的修饰，所有的笔墨都用在了最关键的概念辨析和思想梳理上。对于任何想要真正建立起中国哲学思想框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提供了一套极其坚实的地基。读完后，感觉自己看历史和看当下的眼光都变得更加深邃了。

评分☆☆☆☆☆

书评四：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这种震撼并非来自于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作者对材料的驾驭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清晰地勾勒出了各个思想流派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起伏，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存疑或争议较大的史料时，作者的处理方式极其审慎和负责，没有妄加臆断，而是呈现出多方观点供读者自行判断。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学术良知。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我厘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关于“天人合一”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变化，作者做了非常细致的辨析，让我明白了同一个词语背后可能隐藏着多么丰富的思想演进。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来细细研读的作品，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绝非一次性消费品。

评分☆☆☆☆☆

书评一： 读完这本书，我简直要为作者的博学和严谨拍案叫绝。它不像某些入门读物那样肤浅地罗列概念，而是深入到中国哲学思想的肌理之中，将那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典籍阐释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尤其是在处理不同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和演变时，作者展现出的那种穿针引线的功力，让人不得不佩服。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宋明理学心性论的论述，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朱熹或陆九渊的观点，更是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使得我们能真正理解“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在那个时代的重量和复杂性。这本书的行文也很有味道，它不像教科书那样板着脸孔，而是充满了对先哲思想的敬意和探究的热情，读起来酣畅淋漓，常常会因为某个精辟的见解而停下来反复琢磨。可以说，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次思想世界的窗户，我感觉自己对“人”和“宇宙”的理解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评分☆☆☆☆☆

书评二： 说实话，一开始拿到这本厚厚的书，我还有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过于学术化，变成一本只适合专业研究人员的“冷板凳”读物。但翻开之后，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它不是那种堆砌术语的枯燥作品。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找到一个现代人可以理解的切入点，将那些上千年前的争论拉到我们面前，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比如，当他讲到魏晋玄学时，那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张扬和对僵化礼教的反抗，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仿佛能感受到士人们在竹林下饮酒高谈的洒脱与无奈。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有着极强的可读性，即便不是科班出身，也能跟随作者的思路领略到中国思想史的波澜壮阔。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之旅，而不是一份冰冷的资料汇编。

评分☆☆☆☆☆

书评三： 这本书的视角相当独特，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子学”范畴，而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结构、政治实践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中体现出的历史感，他没有把古代思想家们看作是孤立于世的“圣人”，而是将他们置于具体的历史洪流之中。比如，书中对法家思想如何被运用和改造的过程分析，就非常到位，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与妥协。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提醒，哲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永远与人世间的治理、伦理的建立息息相关。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十分精妙，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如同观看一部宏大的历史电影，每一个场景都为下一个高潮做好了铺垫。这种整体性的把握，使得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个有机的、不断发展的整体。

评分☆☆☆☆☆

帮朋友买的，建议凑齐。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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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值得一看，几十年大学一直用它当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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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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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拥有！！！！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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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喜欢的书，内容有待慢慢品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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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虽然没有所谓传统的知识在里面，却能够让你读下去。

评分☆☆☆☆☆

给朋友考博士买的书，他还没给钱，就当我赞助他了。

评分☆☆☆☆☆

总体感觉不错，冯先生此更值得推荐！

评分☆☆☆☆☆

就是包装有些不是很好，平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