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通史4:宋辽西夏金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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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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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ISBN:9787506817868
版次:1
商品编码:1035772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75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第十一章《西夏出版事业概况》,由史金波先生撰写;第二十章《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业的繁荣》,由史金波、黄润华先生撰写;其余宋、辽、金、元十八章由我撰写,故在文字风格上,叙事表述方式上,内容结构上,节与目的安排上,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文习惯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两章的内容有异。造成不能与其他章节完全一致。这一点我想读者方家是会理解的。

作者简介

李致忠,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目录

第一章 宋代出版事业勃兴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宋代的官方编修与繁荣的私人撰述
第三章 宋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第四章 宋代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第五章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及出版思想
第六章 宋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第七章 宋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第八章 宋代朝廷对图籍出版流通与版权的管理
第九章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第十章 辽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第十一章 西夏出版事业的概况
第十二章 金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第十三章 元代出版事业继兴的时代背景
第十四章 元代的编修机构、编修活动与私人撰述
第十五章 元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第十六章 元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第十七章 元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第十八章 元代朝廷对书籍出版与流通的管理
第十九章 元代对出版印刷技术的推进
第二十章 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业的繁荣
附录一 宋辽西夏金元出版大事记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宋代出版事业勃兴的社会背景
宋代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勃兴的时代,也是黄金时代。两宋319年间,出版规模之大,出版图书数量之多。刊印之精。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宋的出版事业究竟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这要从两宋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尚、军事形势、社会与民族矛盾等诸方面去寻找原因,从而总结出出版事业在两宋达到空前发展并十分出色的客观规律。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公元960年元旦,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推翻了五代后周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
赵宋王朝建立政权之后,接受的是一个经过半个多世纪战乱纷争、生产破坏、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烂摊子。刚刚诞生的赵宋王朝,要想在这种流沙一样的基础上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和适当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政权。
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中国一直处在战争连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

前言/序言


《中国出版通史》第四卷:宋辽西夏金元卷 卷首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在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上的贡献,举世瞩目。书籍,作为承载思想、记录历史、传承智慧的重要载体,其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华文明演进的生动缩影。继前三卷对古代出版的初步梳理之后,《中国出版通史》第四卷,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而又充满活力的时期——宋、辽、西夏、金、元。这五朝并存或相继,疆域辽阔,民族交融,文化碰撞,科技发展,为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催生了诸多变革与创新。 本卷,旨在系统而深入地勾勒出宋、辽、西夏、金、元时期出版业的发展脉络,梳理其在技术、制度、内容、传播等各个层面的演变,揭示这一时期出版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探讨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翔实的史料考证,鲜活的案例分析,力求呈现一幅丰富而立体的宋元出版画卷。 第一章:印刷术的黄金时代——宋代出版的辉煌 宋代,是中国古代印刷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刷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雕版印刷的精进与普及: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雕刻技艺更加精湛,印制效率不断提高。官府、书坊、寺庙、私人等各类机构均积极投入雕版印刷活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从官修典籍、经史子集,到各类小说、戏曲、笔记、历书、医书、法帖,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知识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官刻书籍,校勘精审,装帧精美,成为当时出版的典范。 活字印刷的发明与早期应用: 北宋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虽然其在宋代的实际应用范围相对有限,但其原理的提出,标志着印刷技术向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向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元代王祯改进的木活字,以及后来的金属活字,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活字印刷的思想。本章将详细探讨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原理、发展历程,以及它在宋代早期所扮演的角色。 官刻、坊刻、私刻的多样化格局: 宋代的出版呈现出官刻、坊刻、私刻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官刻书籍多为官方组织编纂、校订、印刷,以典籍、政令、教科书为主,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传播的重视。坊刻书籍则由书商组织印刷,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种类丰富,流通广泛,是当时出版业的主力军。私刻则多为个人或小群体组织,以学术著作、个人文集等为主,体现了文化个体的自觉。这三种刻印方式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宋代出版业的蓬勃发展。 纸张、油墨与版式设计的进步: 纸张的改进,如更薄、更韧的楮皮纸、竹纸的广泛使用,为印刷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油墨的配制工艺也日臻完善,使印品墨色饱满,清晰耐久。同时,版式设计的合理化,如字号大小、行距疏密、每行字数的考究,也为提高书籍的阅读性和美观性做出了贡献。 书院与藏书文化: 宋代是书院兴盛的时代,各类书院不仅是学术研究和教育的中心,也成为重要的书籍刊刻和传播场所。私人藏书亦蔚然成风,藏书家众多,藏书数量可观,他们或搜集前贤遗籍,或组织刻书,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章:多民族文化交融下的出版生态——辽、西夏、金代的特色与贡献 宋代辉煌的出版业,并非孤立存在。在同一时期,与宋并存或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辽、西夏、金,也各自发展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出版活动。 辽代的汉文与契丹文出版: 辽代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出版活动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同时也保留了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汉文书籍的刊刻数量不少,涵盖了官修典籍、历史著作、文学作品等。与此同时,辽代也尝试刊刻契丹文书籍,尽管数量有限,但这是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本章将探讨辽代官府在文化统一与民族融合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出版物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 西夏的梵文、汉文与西夏文出版: 西夏,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政权,其出版业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点。佛经的翻译与刊印占据了重要地位,既有梵文经典的汉译,也有用西夏文刊印的佛经。同时,西夏也刊刻汉文史籍、地理著作,以及用西夏文书写的法律、行政文书等。本章将重点分析西夏佛教出版的特点、西夏文印刷的工艺,以及西夏出版物在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金代的汉文出版与北方文化的继承: 金代,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在统一北方后,继承并发展了宋代的出版文化。金代官刻机构林立,积极刊刻各类儒家经典、史书、文学作品。坊刻业也十分活跃,大量小说、戏曲、笔记类书籍得以刊印,满足了北方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本章将深入研究金代官刻与坊刻的特点,以及金代文学出版对元代戏曲发展所产生的预备性影响。 第三章:集大成的时期——元代出版业的整合与变革 元代,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出版业的整合与发展,尤其在活字印刷技术和书籍流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与技术革新: 元代是活字印刷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时期。王祯的《农书》是其木活字印刷的杰出范例,他不仅对木活字进行了改进,还提出了“转版”等印刷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同时,金属活字也开始出现,尽管尚不普及,但已为后世的印刷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章将重点梳理元代活字印刷的工艺、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书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官修典籍与文化统一: 元代官府同样重视典籍的整理与刊印,以加强对全国文化思想的统一。大型丛书的编纂与刊印,如《永乐大典》的筹备工作,虽然部分在明代完成,但其基础和部分工作在元代已有。此外,历法、法律、医学等实用性书籍的官刻也十分活跃。 坊刻业的兴盛与多元化内容: 元代坊刻业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书坊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刻印的书籍种类繁多,除传统的儒家经典、史书外,小说、戏曲、杂剧等通俗读物更是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元杂剧的兴盛,也直接带动了相关剧本的刊印和传播。 蒙汉双语出版与文化交流: 作为多民族政权,元代出现了蒙汉双语出版的现象。一方面,用汉文刊印的蒙古历史、文化相关书籍有所出现;另一方面,也有用蒙古文书写的著作,或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这种双语出版活动,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 书籍的流通与销售网络: 元代随着驿站制度的完善和商业的繁荣,书籍的流通也变得更为便捷。书商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跨区域的书籍销售网络。此外,纸币的流通也对书籍的交易产生了影响。 第四章:印刷技术的传播与影响 印刷技术的进步,并非仅仅局限于其诞生与发展的区域。本卷还将探讨宋、辽、西夏、金、元时期印刷技术的对外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 印刷技术向东亚的传播: 印刷技术,特别是雕版印刷,很早就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并对其出版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将考察这一传播路径,以及印刷术在这些地区所催生的本土化发展。 印刷技术与学术文化的交流: 印刷技术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交流。通过印刷,学术成果得以更广泛、更快速地传播,不同地区、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碰撞得以加强。本卷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印刷技术在推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印刷与宗教传播: 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这一时期都十分活跃,印刷技术为宗教经典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量佛经、道藏的刊印,不仅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力,也使得宗教经典得以更长久地保存。 印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印刷技术的普及,还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历书、农书、医学书籍的普及,提高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教科书的印刷,也为教育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结语 《中国出版通史》第四卷,以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的丰富面貌及其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多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共同塑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本卷的完成,不仅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梳理,更是对中华文明在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方面不懈追求的致敬。我们希望通过这部著作,能够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魅力与价值,以及它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本卷的研究,离不开对大量珍贵史料的挖掘与解读,也离不开对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借鉴。我们将继续秉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力求为中国出版史研究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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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最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内容会过于学术化,晦涩难懂,毕竟“通史”二字往往意味着枯燥的史料堆砌。然而,一旦翻开正文,我的疑虑便烟消云散了。作者的笔法非常老到,他擅长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穿插那些生动的小切口,让那些看似遥远的古代生活瞬间变得鲜活起来。比如,他描绘当时的坊市制度、货币流通的细节,以及不同地区商业贸易的特点,都写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引人入胜。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于书籍制作工艺和知识传播方式的详尽描述,这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信息流通”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即便是对专业历史研究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并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它不仅仅是一部研究著作,更像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小说,只是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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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文化现象的挖掘深度。很多通史往往将重点放在朝代更迭和军事冲突上,但这部作品明显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它花了大篇幅去探讨那个时期哲学思想的流变、宗教信仰的传播,以及民间艺术形式的创新与融合。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过程,作者的论述展现出极高的思辨能力。我感觉自己仿佛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领略了不同文明在碰撞中迸发出的璀璨火花。这种全景式的文化扫描,让我对“中国”这一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或政治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再定义的动态文化共同体。这种对文化动态性的把握,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是其超越同类著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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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鸿篇巨制简直是历史爱好者的福音!我一打开这本书的扉页,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所震撼。作者显然是下了大工夫的,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脉络梳理得极其清晰。我特别欣赏它在叙述事件时不带过多主观色彩,而是像一位老练的史官,将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经济模式的演变,以及文学艺术的兴衰,一一铺陈开来。尤其是关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本书展现出了远超一般通史的细腻度。读到关于那个时代士人阶层如何应对剧变,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论述时,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琢磨那些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意。那种感觉,就像是亲手触摸到了历史的肌理,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对于任何想深入了解那个风云变幻、文化交融的时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无可估量,它提供了一个极其扎实且多维度的观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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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沉迷于历史细节的“考据癖”读者而言,这本书简直是宝库。它的材料之翔实、考证之细致,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在引用史料时,那种“宁可多费笔墨,也要还原真相”的态度,令人敬佩。我注意到很多地方的论证,都是基于对多方原始文献的交叉比对和深入解读,而不是简单地复述前人的结论。比如,对于某个特定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的追溯,书中不仅列出了重要的时间节点,还详细分析了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经济驱动力,这种多层面的分析视角非常吸引人。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解读”的豁然开朗之感。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发生”,这种探究因果的努力,使得整本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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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编排结构设计得非常精妙,逻辑脉络清晰得如同手术刀般精准。从开篇的时代背景梳理,到各个阶段重点事件的详细剖析,再到最后对整体历史影响的总结,过渡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我特别赞赏作者在处理复杂史料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克制与平衡感——既要保证学术的严谨性,又要顾及读者的阅读体验。那些关键的历史转折点,都被作者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来,辅以恰到好处的图表和注释,极大地降低了理解的难度。我发现,很多我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概念,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和有力的阐释。这无疑是一部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典范之作,完全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的可靠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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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十f一h章i《k西夏出版事业概况》,由史金波先生撰写;第二十章《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Q字文献U出版业X的a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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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史上,佛教僧侣和信徒,一直是一支最热心于使用印刷术的力量,在唐及五代佛教的印刷还只限于单卷佛经及佛像。到宋代则出现佛经总集的刻印。今天所知,宋代至少进行过六次佛经总集的刻印,这就是《开宝藏》、《毗庐藏》、《资福藏》、《圆觉藏》、《崇宁藏》和《碛砂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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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机构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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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藏》的刻印。这是印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开宝四年(971年),由高品、张从信主持,在四川成都开始雕刻,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此项工程。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可见工程之大,由于它刻于成都,也称为《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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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民间印刷。福建是宋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福州,北宋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佛经刻印,证明当时已有一大批精良的刻版工匠。而闽北的建宁地区,更集中了较多的印刷作坊,书籍的印刷量居全国之首。两宋时,有记载的书坊有三十三家。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处,书坊更为集中。朱熹说:「建阳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清叶德辉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这里所印书籍,通过书商销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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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庐藏》由福州开元禅寺发起,民间集资刻印,开始于政和二年(1112年),完成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于加入了宋代新译佛经,比《开宝藏》多一千余卷。此经的装帧形式为经摺装,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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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政府就十分重视印版的收集和重要典籍的印刷,并有计划有分工地刻印了经、史、子、集等书。建隆四年(963年)刻印了《刑统》一书,是北宋官方刻印的第一部书。景德元年(1004年),国子监已存印版十万片,「经传正义皆具」,到北宋中期,日印刷量达一万张。 宋代中央主管印刷的机构是国子监,其印书的主要种类是经、史、子、集类书籍。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德寿殿,左廊司局等部分,也都从事印刷活动,但印书内容各有侧重,多与其职责内容有关。有些机构还设有印刷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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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民间印刷。福建是宋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福州,北宋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佛经刻印,证明当时已有一大批精良的刻版工匠。而闽北的建宁地区,更集中了较多的印刷作坊,书籍的印刷量居全国之首。两宋时,有记载的书坊有三十三家。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处,书坊更为集中。朱熹说:「建阳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清叶德辉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这里所印书籍,通过书商销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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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间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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