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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從17世紀開始，最早由我國閩北山區流入西方世界的茶葉，是導緻近代中西衝突與社會變革的關鍵性物質之一。在近代閩北山區以茶葉産銷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包含著兩股文明之流的逆嚮流動：一方麵是中國茶葉嚮西方世界的傳播，尤其是武夷紅茶（Bohea）在英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瞭在原産地崇安縣，英國人對正山小種（Lapsang Souchong）的熱捧，調整和重塑瞭閩北山區的空間結構及當地人的文化圖式；另一方麵，來自於西方的民族-國傢（nation-state）製度作為一種“文明”産物自晚清以來就對傳統中國造成巨大衝
　　擊。民國時期，國傢政權建設進一步在基層社會中展開。當地的各種勢力群體在對茶利、茶捐、茶權的反復商榷和調適中，都充分運用瞭民族一國傢話語，在體製內尋求解決問題的渠道，因此這也是一個現代國傢政權在地方社會逐步建構的過程。此外，在以茶葉為物質媒介的東西方跨文化比較中，筆者還對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技術”一詞進行瞭反思。
　　綜上所述，在近代閩北山區以茶葉産銷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發展過程中，構成區域社會動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網絡的形成，它還同時受到本地的曆史敘事、海外市場對武夷茶“意義”的重塑、社區中的儀式傳統、王朝國傢力量、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權力博弈等各種綜閤性因素的影響，因而必須將這一過程置於王朝、國傢、政治、經濟、民俗社會發展的曆史脈絡中來加以把握。

內容簡介

　　17世紀以來，最早由我國福建省武夷山流入西方世界的茶葉，成為導緻近代中西衝突與社會變革的關鍵性物質之一。在近代閩北山區以茶葉産銷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包含著兩股文明之流的逆嚮流動：一方麵是中國茶葉嚮西方世界的傳播，尤其是武夷紅茶在英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瞭在原産地崇安縣，英國人對正山小種的熱捧，調整和重塑瞭閩北山區的空間結構及當地人的文化圖式；另一方麵，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傢”體製，作為一種“文明”産物對帝製中國造成瞭巨大衝擊。民國時期，國傢政權建設逐步在閩北鄉村社會中展開。當地的各種勢力在對茶利、茶捐、茶權的反復商榷和調適中，都充分運用“民族一國傢”的話語，在體製內尋求解決問題的渠道，因此這也是一個現代國傢體製在地方社會逐步建構的過程。《茶葉的流動：閩北山區的物質、空間與曆史敘事（1644-1949）》通過對明朝以降閩北山區茶葉貿易網絡的追蹤，展現瞭區域社會在受到本地的曆史敘事、海外市場對武夷茶“意義”的重塑、社區中的儀式傳統、王朝國傢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的動態發展過程。

作者簡介

　　肖坤冰，四川資陽人，畢業於廈門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西南民族大學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區域社會史、物質文化研究、旅遊人類學等。曾在《民族研究》《民俗研究》《世界民族》等學術期刊上發錶論文二十餘篇；著有《人行草木間：貴州久安古茶樹曆史人類學考察》。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導論
第一節 相關學術史迴顧
第二節 武夷茶的研究意義
第三節 研究視角與分析架構

第一章 閩北山區的地理生態與社會文化背景
第一節 地理生態與環境
第二節 閩北的水係網絡
第三節 想象與現實：神話與地方誌中的武夷山

第二章 正與外：閩北山區的空間結構
第一節 正岩／外山：武夷岩茶的空間結構
第二節 正山／外山：正山小種紅茶的空間結構
第三節 “香”的世界與武夷山人的文化圖式
第四節 小結：何之謂“正”

第三章 一種新的意義的獲得：域外的武夷茶
第一節 武夷茶在俄羅斯：一種新的本真性的獲得過程
第二節 武夷茶在英國：從正山小種到Lapsang Souchong
第三節 事件與結構：頂級“正山”之“金駿眉”
第四節 小結：茶葉的傳記與文化範疇的再生産

第四章 岩茶産製中的“技”與“術”
第一節 書寫曆史與口述曆史：武夷岩茶（烏龍茶）
製作技術之發明
第二節 采茶前的儀式：喊山
第三節 武夷岩茶的製作工序（初製）
第四節 社區中的儀式與傳統
第五節 小結：對傳統手工“技術”的反思

第五章 茶産之爭與地方社會變遷
第一節 追根溯源：武夷山中的茶僧、茶商與茶工
第二節 “茶禁碑”：晚清閩北鄉村社會中的“經紀”治理
第三節 寺産與公産之爭
第四節 小結：國傢政權在鄉村社會的建構

第六章 結論
附錄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結閤當時的曆史背景來看，漢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派兵消滅閩越國，焚閩越國都城（今武夷山城村尚存遺址），遷軍民於江淮之間；後又於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祀武夷君用乾魚”，藉以安撫當地民眾。②南唐李後主曾派官員專程到建安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於是建安有瞭龍焙的專焙。
　　從閩北山區的區域經濟發展史的視角來看，漢朝是閩北山區經濟開發的一個轉摺點。雖然早在秦統一中國時，武夷山已被納入閩中郡的管轄範圍，但這並不錶明福建已經進入與中原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至漢武帝時，仍“以閩越僻外”，詔遷其民於江淮，以虛其地。但這隻是暫時現象。不久，逃避遷移的人即返迴，繼續開發福建的部分地區。比較大規模的開發是在東漢末年——部分漢族移民入閩之後。漢族移民有較豐富的生産經驗，帶著中原的先進技術、工具，從閩江上遊山區進入福建定居，閩北山區成為福建的第一個開發區。③
　　從當地的社區發展史來看，崇安縣最初形成雛形是在後唐時期。後唐（923-936）時，現屬武夷山市的區域原歸建州建陽縣管轄。官至左韆牛衛上將軍的邑人彭遷歸隱後，召集鄉人在現名為崇陽溪以東的潺口開荒墾田，鑿湖築坡，凡90處，灌田2000餘頃，命名為新豐鄉，這是崇安縣最早的建築雛形。為此，新豐鄉現仍為崇安縣的民間泛稱。
　　宋至道年間（995-997），開始建縣署於營嶺（現城關的中心區）。鹹平元年（998），建陽的上梅、下梅、會仙、將村、周村等六裏劃歸崇安。元豐五年（1082），建陽的從政、籍溪、五夫、建平、豐陽、節和、長平等七裏又劃進崇安縣境範圍之內。此時，連同城關的四隅裏、南鄉的黃柏裏和西北鄉的石雄裏、吳屯裏、石臼裏、大渾裏，共計19個裏，形成當時崇安縣的全部境域，一直沿襲到清代。④
　　由此可見，從漢到宋的一韆多年間，正是閩北山區由地處帝國邊緣的荒僻之地逐步被開發並納入到中央王朝金字塔式的統轄係統內的一段曆史。在這一時期，中原移民不斷遷入閩北山區，與當地閩越族人雜居，也將中原的生産技術、文化、禮教觀念等帶到瞭閩北山區。在中原文化進入閩北地區這一曆史過程中，當地特産武夷茶也由一種生長於僻遠之地的“生茶”經由曆代文人的“書寫”而逐步轉化為“熟茶”。武夷茶由“生茶”到“熟茶”的轉化過程，同時也是曆代中央政權不斷擴張其控製範圍，不斷將帝國邊陲“文而化之”的過程。①
　　蘇軾曾在另一首《荔枝嘆》中寫道：“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齣意，今年鬥品充官茶。”蘇軾在詩後自注：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嘆日：“君謨士人也。何至做此事！”②按據山誌注：“王明府梓日：考建安北苑設官焙自唐曆宋，皆不涉武夷，以此山地隘，所産本無多也。初貢武夷者為平章高興，而舊誌雲自蔡襄始矣，冤矣！”大小龍團為宋朝時貢茶，官焙設在建甌，因此一般大小龍團與武夷茶並無多大關係。武夷茶入貢史實，見《武夷山誌》禦茶園之設，載之甚詳。“元至元十六年，浙江省平章高興武夷，製石乳數斤人獻。十九年，乃令縣官蒞之，歲貢茶二十斤，采摘戶凡八十。大德五年，興之子久住為邵武路總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貢茶。明年創造焙局，稱為禦茶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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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茶葉的流動：閩北山區的物質、空間與曆史敘事（1644-1949） [The Flow of Tea: The Material, Spac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M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評分☆☆☆☆☆

通過對明朝以降閩北山區茶葉貿易網絡的追蹤，展現瞭區域社會在受到本地的曆史敘事、海外市場對武夷茶“意義”的重塑、社區中的儀式傳統、王朝國傢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的動態發展過程。在近代閩北山區以茶葉産銷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包含著兩股文明之流的逆嚮流動：一方麵是中國茶葉嚮西方世界的傳播，尤其是武夷紅茶在英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瞭在原産地崇安縣，英國人對正山小種的熱捧，調整和重塑瞭閩北山區的空間結構及當地人的文化圖式；另一方麵，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傢”體製，作為一種“文明”産物對帝製中國造成瞭巨大衝擊。民國時期，國傢政權建設逐步在閩北鄉村社會中展開。當地的各種勢力在對茶利、茶捐、茶權的反復商榷和調適中，都充分運用“民族一國傢”的話語，在體製內尋求解決問題的渠道，因此這也是一個現代國傢體製在地方社會逐步建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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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朋友買的，字數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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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茶道並沒有僅僅滿足於以茶修身養性的發明和儀式的規範，而是更加大膽地去探索茶飲對人類健康的真諦，創造性地將茶與中藥等多種天然原料有機地結閤，使茶飲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強，並使之獲得瞭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就是中國茶道最具實際價值的方麵，也是韆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重視和喜愛的魅力所在。

評分☆☆☆☆☆

心靜茶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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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茶道齣現很早，但遺憾的是中國雖然很早提齣瞭“茶道”的概念，也在該領域中不斷實踐探索，卻沒有能夠旗幟鮮明地以“茶道”的名義來發展這項事業，也沒有規範齣具有傳統意義的茶道禮儀。中國的茶道可以說是重精神而輕形式。有學者認為必要的儀式對“茶道”的旗幟來說是較為重要的，沒有儀式光自稱有“茶道”，雖然也不能說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稱道，那似乎就泛化瞭，最終也“道可道，非常道”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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