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百年，也是中国美术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进而逐渐走向丰富和多元的百年。百年中中国美术史学究竟在史观、史料和叙述模式方面相继发生哪些重要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认识和评价百年中国美术史学各家各派的治学成绩及路向？这些都是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必须回答的问题。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或随时风转移，或囿于家派观念，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一直摇摆不定，难以达成共识。本书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以学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将史学观念的变革与美术史写作实践结合，从美术史学学术史、史学体制及知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考察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进程与实绩。

作者简介

乔志强（1976—），男，河南淮滨人。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1999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获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书画篆刻史学方向）博士学位。在《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美术与设计》《美术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论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造型艺术》、《中国书画》（文摘版）、《朵云?中国美术史学》、《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2012年度）等全文转载；著有《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荣宝斋2009年版）；编著《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参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社藏精品集》《晚清社会与文化》等书。主持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各一项。

目录

一、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之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的现状综述

三、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之建立

一、 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与“美术”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

二、 外来因素与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之建立

三、 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建立的内部文化机制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初创期(民国初年至20年代末)

二、突变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

三、一元发展期(1949—1978)

四、多元开放期(改革开放迄今)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的演进

第一节

进化美术史观与民国时期的美术史研究

进化论与梁启超“新史学”之于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二、进化美术史观评说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写

一、唯物史观的传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确立

二、李朴园、胡蛮的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

三、〖ZK(〗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对胡蛮《中国美术史》的批判

四、王逊、李浴、阎丽川与中国美术通史著作的新体系

五、问题与反思

第三节��

思想解放与美术史观的多元并存

一、对历史理论及现实主义问题的再认识

二、 “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美术史观与12卷本《中国美术史》的编纂

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注重从史实中抽引结论：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的编纂

四、冲击—反应”模式的史学理论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的显现

第三章20世纪中国美术史撰述内容的变化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史撰述内容的变化

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概要

二、考古新发现对中国美术史撰述内容的影响

(一)考古学的勃兴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二)考古学大发展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美术发展史的不断丰富

一、少数民族美术——中华民族美术史上的艳丽奇葩

二、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美术的关注

三、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

第三节��

宗教美术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一、《中国宗教美术史》——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宗教美术史著作

二、20世纪中国佛教美术研究述论

三、道教美术史研究渐至兴起

四、20世纪以来基督教美术史研究

第四章 学术建制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学

第一节��

学校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近代学校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

二、学校美术教育发展之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的美术教育与美术史研究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与中国美术史研究

(三)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

第二节��

博物馆、美术馆的兴起及展览体制的确立之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一、 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兴起与展览体制的确立

二、博物馆、美术馆及展览体制的确立之于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第三节��

出版与发表：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助推器

出版机构与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考察

(一)成立专门的美术部门,延聘著名美术家主持其事

(二)《中国美术专号》与中国近代美术史学研究

(三)对中西美术理论与史学著作的译介和出版

二、美术期刊与中国近代美术史学的发展

(一)专门性美术期刊的出现之于美术史学的意义

(二)美术期刊对西方美术的引进与介绍

(三)美术期刊与中国近代美术思潮的论争

第五章 20世纪海外学者的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上)�お�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日本学界的中国美术史学研究

一、20世纪前期日本学界的中国美术(绘画)通史研究

二、20世纪前期日本学界的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

(一)文人画专题研究

(二)董其昌及“南北宗”研究

(三)佛教美术的调查与研究

(四)对中国建筑史迹的调查及中国建筑史研究

(五)画家画作的个案研究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欧美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对中国美术的研究

二、英国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三、美国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四、瑞典学者高本汉、喜龙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第六章 20世纪海外学者的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下)�お�

第一节��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HT〗〖KH*2D〗

一、罗樾与中国青铜器研究

二、索柏与中国佛教美术研究

三、博物馆收藏与李雪曼、席克门等人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四、方闻与高居翰：美国中国美术史研究东西学派的代表

五、班宗华、包华石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六、李铸晋和巫鸿：华裔艺术史学者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20世纪后半叶欧洲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20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苏立文与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

(二)柯律格与明代中国艺术史研究

(三)杰西卡·罗森与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

(四)韦陀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二、德国学者雷德侯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中国绘画史研究

二、20世纪后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美术的研究

三、20世纪后期日本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附录一: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附录二: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主要著述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某一学科自身学科史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美术创作的繁荣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开展。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美术史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美术史已经建构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它不仅在美术界和史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体现出更加独特的研究价值。于是,对“中国美术史”这一学科自身的学术史考察,即“中国美术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提上了日程。

一、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之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构,都必须面对所谓“意义”与“功能”的追问,必须首先就该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等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中国美术史学史亦不例外。顾名思义,美术史学史就是关于美术史学的历史,是对美术史学这样一种认识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的史学审视。众所周知,美术史学是以美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的结果便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化的美术史著作。美术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须对其发展进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对其间的得失成败进行分析与总结,这正是美术史学史得以成立的条件。

首先,中国美术研究的历史存在,尤其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发展及其成果,使中国美术史学史的建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必要。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美术史实的记载、描述和评说,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史却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确立。在此之前,不仅没有这门学科的完整形态,甚至连“美术”一词也未曾出现。20世纪上半叶,“西潮”冲击下现代学术分科的演变,使中国美术史得以作为独立学科的面目出现,其渐次摆脱传统画史著述模式,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学科研究对象大体确定,学科体系得以基本完成。一大批有着美术创作经验和开放性知识视野的中国美术史学者,从姜丹书、郑午昌、俞建华的缜密考证和历史归纳,到傅抱石尝试通过“整个的系统”来认识中国传统绘画变迁的研究实践；从陈师曾、潘天寿对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鉴借,到滕固自觉地将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法运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从秦仲文、史岩运用进化观念对中国美术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到李朴园、胡蛮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洗礼,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从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角度从事美术史研究,以及岑家梧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古代图腾艺术史进行研究,等等。他们凭借敦实的国学功底、开放性的研究视角、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取得了彪炳史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史家们积极参与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对中国美术史教学体系的改造和对美术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体系为广大美术史学工作者所接受。但由于政治生活中极“左”思潮以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出现了偏颇和失误。“文革”期间,学术研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美术史研究也陷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史学界正本清源,美术史研究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出现中国美术史学发展中的又一个高潮,至今尚未衰歇。

也就是说,20世纪是中国美术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生一系列丰硕成果的重要历史时期。从1916年姜丹书编成《美术史》讲义始,百年来,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著述和专门性论著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其间的曲折反复,得失成败,已足以形成一部关于中国美术史的专史。如何汲取20世纪丰富的美术史著述成果,总结其间的得失成败,以便卓有成效地将中国美术史研究推向深入，此问题已经摆在了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的面前。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做法总说》,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中国美术研究的历史存在,尤其是20世纪之后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的不平凡历程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中国美术史学史的学科建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必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美术史学史知识是我们认识美术史学之过去与现在,预见美术史学未来的必备条件。开展美术史学史研究,总结和反思以往美术史研究中的得失成败,扬长避短,为当下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鉴戒,从而推动中国美术史学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获得新的发展。

其次,对中国美术史学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随着不同时期政治情势和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格局。从史学的眼光来看,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百年中,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许多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转折点。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日趋加强,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入,更是引起中国史学的根本性变革。与这些变革相一致,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学研究在美术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现实的研究中,中国美术史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工艺史等领域联系密切。通过美术史学史研究,探讨美术史与这些学科的关系,可以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些学科提供更广阔的知识背景。这显然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史学理论水平。

此外,20世纪一些新兴学术建制的出现也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及美术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诸如近代面向公众的博物馆的建设和展览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使重视文献资料与实物图像互证的现代美术史写作成为可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及其课程设置,使中国学人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而各类美术学校课程中“美术史”科目的设置,则直接为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近代美术社团与学会的大量涌现,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和研究的氛围,而且它们大都有自己的专门刊物,定期或不定期地发表成员之成绩,关注最新学术动态,提供新的学术信息,这是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出版与发表”这一新的社会行为,对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影响也需我们予以研究上的关注。

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美术史学进行回顾与反思,在梳理美术史学自身发展历程的同时,我们还应更多地从社会的视角观察,注意美术史学发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开展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需要同时处理学术与社会、美术史与其他相关学科以及美术史学的自身学术发展史与美术创作史、批评史、教育史、中外交流史等多方面的关系,而绝不仅仅是局限于评论几部有形的著作或论文。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跨学科的视野下,综合性地检视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内容与领域,促进艺术与人文的沟通与融合。

第三,加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对当下的美术创作亦有着积极意义。美术史不属艺术范畴,它是学术,是社会科学,美术史研究也很难对美术创作实践产生立竿见影式的直接影响。但从历史的、长远的眼光来看,美术史研究蕴含着艺术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其对美术创作间接的、深层的影响是巨大的。著名美术史学者陈传席先生研究后得出结论：唐末以后,没有一个大画家是不通美术史的。那么,为什么终身不释笔地学画,成功者甚少甚难,而把很多精力花在美术史上的人却能捷足先登,更顺利地成为美术家呢？他认为道理很简单：“以学术启发技术,点石成金,技进乎道,庶几不惑,则更易于成为艺术。终生作画的人,犹如低头看路,天天看,也不过是一小块水泥或几个脚印。通晓美术史的人,犹如登上高山之巅,俯视天下,千峰万壑,九曲回肠,尽列眼下。见识有大小之分,胸怀有阔狭之别,眼光有高下之异,得于目、会于心不同,应于手、现于纸,当然有异了。”陈传席：《美术和美术教育问题之研究》,《美术史论》1993年第1期。梁启超在谈到文物专史的做法时指出：“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做法总说》,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美术史作为文物专史的一种,它要求研习者兼具美术学与历史学的功底。事实上,20世纪以来,许多对美术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如姜丹书、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郑午昌、王朝闻、王伯敏等人,他们本身即是集美术家与史学家二者于一身。因此,研究中国美术史学史,梳理20世纪美术创作观念的衍变,总结不同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得失,对繁荣当下的美术创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