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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胡适经典力作，精编精校。
　　2.极具有原著气质的书装设计，让本书既有格调又有个性。
　　3.梁启超、蔡元培、冯友兰极力推荐。
　　4.集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大师！
　　5.摆脱旧的思想框架，摈弃不可靠的史料，首次阐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深具开创意义。

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一部著作，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轰动，后多次重印、再版，畅销近百年。
　　本书共分12篇，以人物为线索，梳理了从老子到荀子哲学思想的嬗变，并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它摆脱了旧有的思想框架，摈弃了没有可靠依据的史料，并首次阐明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因此，不论在专史还是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本书都具有开创意义。通过本书，读者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徽州绩溪人。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影响力zui大也zui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他对文学、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宏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等。

精彩书评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
　　——蔡元培

　　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家。
　　——顾颉刚

　　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胡适

精彩书摘

　　现今且问：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依我的愚见看来，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我且分说这四层如下：
　　第一，怀疑的名学?在这些史上，“怀疑主义”乃是指那种不认真理为可知，不认是非为可辨的态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因为科学与哲学发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辨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故“别墨”论“辩”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只有一个是非真伪，故说：“彼，不可两不可也。”又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就是信仰只是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况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又变为不是了。所以庄子说，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真不是“不知”呢？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
　　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如今且先说功用主义。
　　我从前论墨子的应用主义时，曾引墨子自己的话，下应用主义的界说，如下：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耕柱篇》）
　　这是说，凡理论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这是墨家的应用主义。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进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时间空间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有实用的诡辩。所以后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荀子·儒效》篇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

前言/序言

　　序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作“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家等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1918）八月三日?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工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里改正。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念孙）、王伯申（引之）、俞荫甫（樾）、孙仲容（诒让）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专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1919）五月三日?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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