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理密教(即所谓阿吒力教)是云南佛教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大理密教此前有不同的释读,本书汇集了作者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的十四篇学术论文,在回顾大理密教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根据对大理佛教经典、图像、金石和传世资料的综合研究,在跨地域研究视野下,对大理佛教史料的种类、属性及其所反映的汉地佛教因素进行了全新的、全面的探讨。
作者简介
侯冲,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长于汉传佛教仪式及其经典文献研究。主要著作有《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等,整理发表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佛教仪式文本《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和《受生宝卷》、敦煌遗书《坛法仪则》(《金刚峻经》)等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目录
序言 方廣錩(1)
如何理解大理地區的阿吒力教(代引言)(1)
學術史
雲南阿吒力教研究學術史
——以民國時期研究文章中心(3)
經卷文獻研究
滇雲法寶:大理鳳儀北湯天經卷(101)
大理國寫經研究(111)
從鳳儀北湯天大理寫經看旋風裝的形制(197)
“滇藏”考(211)
“白密”何在
——以大理鳳儀北湯天“秘教經儀”中心(236)
誰的密教
——以雲南《天宫科》和甘肅《天功科》的比較例(271)
圖像、金石和傳世文本
論阿嵯耶觀音出現的時間和原因(297)
論大理密教屬於漢傳密教(314)
唐宋至元的雲南華嚴禪(332)
元代滇僧圓護與普瑞(350)
楊黼家世及生平新證(371)
後記(385)
前言/序言
方广锠
本书是侯冲继《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论述重点依然是云南地区的汉传佛教。其实,侯冲已经出版的两本专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与《云南阿咤力教经典研究》,论述的重点也是云南地区汉传佛教。但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侯冲的研究从云南地区汉传佛教的表现形态、所依经典,逐渐走向综合性研究,在研究中把云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同的佛教形态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的考察,并尝试进行理论的阐述。这说明,二十多年来,侯冲研究视野越来越广,在这块土地上的耕耘也越来越深。
本书的主要内容、所收诸论文的内在联系及学术创新之处,侯冲本人在本书后记中已经交代,毋庸我再置喙。我想谈谈由此延伸出来的若干感想。
学术研究靠学术资料,这一点,凡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人都懂;但什么是本学科的学术资料,这一点,就未必人人都明白。学术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点,凡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人都懂;但如陷入盲目性,研究所用的资料有时反而会框限自己的视野,这一点,就未必人人都有清醒的认识。
就佛教研究而言,很多研究者至今把收集资料的眼光局限在传统大藏经中。无疑,传统大藏经至今依然是我们研究佛教最基础的资料。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传统大藏经所收的典籍实际是被当年编纂大藏经的人们过滤以后留存的,还有大量的数据被他们排除在传统大藏经之外。所以,不把那些藏外的数据一并纳入视野,我们的佛教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当年陈寅恪先生评论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意义,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在上面提出“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在他看来,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便可以形成学术的“新潮流”。所以,虽然从“老材料”中也可以发现“新问题”,利用“新材料”也可以论证“老问题”提供新依据,但确如陈寅恪所说,“新材料”本身,必然会促使我们考虑许多“新问题”。所以,不管最终是否能够形成“新潮流”,新材料都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正因如此,百年来以敦煌遗书基础,出现了所谓“敦煌学”。
在敦煌遗书中,各类佛经及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约占总数的90%左右,其中不少都属于当年被编藏僧人过滤掉的东西。百年来,人们利用敦煌遗书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但遗憾的是,至今止,这些成果大部分出现在国外。我国佛教研究界利用敦煌遗书虽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少研究者似乎依然习惯于用老资料来研究老问题。自然,研究中有些老资料得到新的解释,有些老问题有了新的开拓,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但也有不少论著,看来似乎花样百出,认真细读了无新意。这种现象未免令人惋惜。
百年来出现的佛教新数据,已经非常多。除了敦煌遗书、金石数据、方志数据、日本古写经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大批至今依然在民间流传,并还在实际发挥著作用的法事文本。这些法事文本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们至今影响着广大信众的宗教生活、思想信仰、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它们所反映的佛教形态曾经是宋元明清中国佛教的主流之一,属于信仰层面的佛教,但这些典籍基本被排除在作义理层面佛教的典籍总汇——传统大藏经之外,因而长期没有被纳入佛教研究者的视野,使佛教研究者对宋元明清以下中国佛教的认识产生偏差。可以这样说:不把握这批数据,无以了解唐五代佛教如何演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教,也无以把握当今佛教在民间的实际地位及当今中国的宗教生态。在此,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现象:近代以来,佛教在文化层面的振兴与在学术层面的成果,往往遮蔽乃至转移了研究者对信仰层面佛教的关注。实际上,从古到今,信仰层面佛教与义理层面佛教始终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无论偏废哪一面,都难以使我们全面、正确地把握、评价佛教。
佛教向来被称“难治”。以前所谓的佛教难治,主要还是指一般读者认佛经难读、难懂。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怎样读佛经》,刊登在2001年第2期《世界宗教文化》上。我以,只要解决那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佛经其实不难读、不难懂。但对佛教研究者来说,《怎样读佛经》中提到的问题自然都不是问题,佛教“难治”的主要原因还在资料。亦即需要重视与发掘新数据,需要鉴别与重新审视老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开拓佛教研究的新局面。这个问题很大,在此难以全面论述,仅是点题。
这些年来,侯冲通过各种渠道,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民间法事文本已经有一千多种。他的研究,不仅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佛教文献的基础上,更建立在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的基础上。当然,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他目前已经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仅这一小部分,已经使他取得与众不同的创新性成果。这再次说明掌握学术资料,特别是掌握学术新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收集到资料以后,用什么样的观念、视角、方法去考察、整理这些资料,发掘其中的内涵,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举例而言,正因有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使侯冲在处理云南地区的佛教形态时可以游刃有余。亦即他可以从整个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云南地区的这些佛教形态,并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同的佛教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解释云南这些佛教形态的性质与把握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他的这条研究路径进一步证明了学术研究需要有大局观。没有中国佛教历史发展这一大局观,难以真正处理好云南汉传佛教这一局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主张云南“阿吒力教”“白密”“滇密”的观点,其底藴或被云南“阿吒力教”法事文本所框限;或因未能建立起中国佛教发展的大局观,以致未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阿吒力教”法事文本的真正性质;或两者均有。
所以,大局观的建立,固然应该归结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方法,但在科研实践中,它又往往转化研究者占有数据的多少,以及研究者处理这些数据时的观念、视角、方法等问题。可以说,研究者的大局观是随着他所占有数据的增加与研究而逐渐建立起来,而研究者大局观的完善程度与他的资料占有量与研究程度成正比。由此,学术研究本身就变成资料的收集、分析、消化与观点的提炼、扩展、升华这两项科研活动的不断转换与轮回。在这一方面,我想侯冲二十多年研究的经历,本身就可以成一个典型的个案。如果侯冲能够抽时间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总结出来,对年轻学者的成长一定会有所启迪。
本书所收诸多论文,当然并非篇篇珠玑,论及的诸多问题,当然并非均定论。正因是拓荒,缺点与不足便在所难免。在学术史上,一个新观点提出以后,学术界翕然而从,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很少见。更多见的是新观点受到质疑,受到批评。但只要新观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会在质疑与批评中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经过时间的检验,最终被学术界认同,成大家的共识。这种被质疑、被批评的过程,实际也是新观点成长的过程。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中,新观点本身就成学术的新的增长点。当然,如果大方向是错误的,这种所谓的“新观点”不可能经得起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最终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本书提出的有些问题,目前在相关的研究者中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较大的争议。我以,这是好事,符合上述新观点产生以后的学术发展的规律。有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才能得到发展与提高。我期待今后这一讨论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
认识侯冲已有近三十年。看到他一步一步成长,在新开拓的学术领域中辛勤耕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他高兴,并预祝他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5年7月17日于古运河北端
“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 引言: 在佛教东渐的漫长历史中,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宗派体系。而在中国西南的云南,这片被誉为“植物王国”的神秘土地,同样隐藏着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长期以来,由于地理隔绝、文献流传的局限,以及研究视野的偏差,云南的汉传佛教,特别是其经典文献的研究,一直笼罩着一层薄纱。本书《“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正是试图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深入探寻云南地区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源流、传播、演变及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白密”并非指向某一种特定的、外来的密宗流派,而是泛指那些在中国汉传佛教文化背景下,融合了地方特色,在经典文献的流传、阐释及实践中,展现出“隐秘”、“精深”、“传承有秘”特质的佛教思想和文献形态。它可能并非独立于显密之外的第三个体系,而是潜藏于显宗经籍的流通、阐释,乃至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显中有密”、“密在显中”的现象。因此,本书的研究将超越狭隘的宗派界定,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视角,审视云南汉传佛教在经典文献层面的独特存在。 第一章:云南汉传佛教的缘起与早期文献流传 云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佛教传播也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点。本章将梳理云南汉传佛教的早期传入途径,包括丝绸之路的南方分支、中原王朝的文化辐射以及与周边佛教文化圈的交流。我们将重点考察在这一早期阶段,有哪些汉传佛教的经典文献被引入并开始在云南地区流传。这可能涉及经典的翻译版本、抄写本的流通,以及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地理背景与文化交融: 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南亚的桥梁。在汉传佛教传入之前,当地的原始宗教、巫术信仰以及早期形成的宗教体系,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汉传佛教的到来,并非是简单的“征服”,而是一个渐进的、融合的过程。 传入途径的考证: 通过对史籍、碑铭、造像铭文等资料的爬梳,本章将尝试还原汉传佛教经籍传入云南的具体路线和时间节点。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经典的传入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不同时期、不同渠道的多次输入。 早期文献的载体与形式: 在纸张尚未普及或流通不便的早期,经典的载体可能多种多样,包括刻本、写本,甚至可能存在竹简、木牍等。这些文献的保存状况、版本特征,以及流传范围,都是本章关注的重点。 初步的文献筛选与分析: 本章将初步列举一些在早期云南地区可能存在的汉传佛教经典文献,并对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传播特点进行初步的分析,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章:宋元时期云南汉传佛教文献的地域化演变 宋元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管辖加强,汉传佛教在云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一时期,云南的汉传佛教文献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开始出现地域化的演变和独特的阐释风格。本章将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经典文献,探讨其在云南的传播、本土化改造以及与地方信仰的融合。 寺院经济与文献收藏: 宋元时期,云南地区寺院经济的发展,为经典文献的收藏和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型寺院往往是文献的集散中心,拥有较为丰富的藏经。本章将探讨这一时期寺院在文献保存与传播中的作用。 翻译与注疏的本土化倾向: 尽管汉传佛教经典以汉文为主,但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对当地读者需求的翻译、注疏,甚至是在经典阐释中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的情况。这些本土化倾向,是检验文献地域化演变的重要标志。 与地方信仰的互动: 云南地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信仰。汉传佛教经典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的原始宗教、巫术、民间信仰等发生互动。这种互动可能体现在经典内容的改编、对某些神祇的接纳,甚至是某些仪式中对经典的应用。 文献的“显密”张力: 在这一时期,尽管官方提倡显教,但一些经典的阐释方式、修行方法,以及在民间流传的口诀,可能已经显露出“密”的特质。本章将尝试发掘文献中可能存在的这种“显密”张力,即在显教的外衣下,潜藏着某些不为外人知的精深奥义。 第三章:明清时期云南汉传佛教文献的集大成与多元化 明清时期,云南汉传佛教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多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汉传佛教经典文献被引入和流传,更出现了对这些经典进行系统整理、注释和传承的现象。本章将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云南汉传佛教文献的集大成表现,以及其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 藏经的系统化与地方性藏经的出现: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地方性的藏经院、刻经局可能出现,对经典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刊印。本章将关注云南地区是否存在地方性的藏经目录,以及这些藏经的构成特点。 宗派经典的传播与本土化: 净土宗、禅宗、律宗等汉传佛教主要宗派的经典在云南的传播情况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这些经典是否被赋予了云南地方的特色?本章将对具体宗派的经典文献进行个案研究。 “白密”现象的显化: 在这一时期,一些原本隐秘的修行法门、口诀,可能以某些文献的形式得以记录和流传,虽然这些文献可能依然披着显教经典的外衣,但其核心内容却具有“密”的特质。本章将尝试挖掘这些文献,并对其进行解读,探寻“白密”的真实面貌。 民间流传的经典与口诀: 除了寺院收藏的正式经典,许多修行法门和经典要义,可能以民间口诀、偈语、善书等形式流传。这些非正式的文献,往往更能体现地方佛教的真实生态和“白密”的传承特点。 第四章:“白密”文献的特质探析:隐秘性、精深性与传承性 本章将聚焦于本书研究的核心——“白密”文献的特质。我们将从隐秘性、精深性、传承性等多个维度,对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中可能存在的“白密”现象进行深入的探析。 隐秘性: 这里的隐秘性并非指秘密教派,而是指那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甚至需要一定因缘和条件才能接触到的经典、论述或修行方法。这种隐秘性可能体现在文献的传播方式(如只在特定弟子间流传)、解读的深度(需要高僧大德的指引)或内容的特殊性(涉及不易理解的佛理)。 精深性: “白密”文献所蕴含的佛理往往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复杂性,触及佛教修行和证悟的核心。其阐释可能超越了浅显的教义,触及到事物的根本,需要修行者具备一定的根基和智慧才能领悟。 传承性: “白密”的传承往往强调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强调“心心相印”的传承方式。文献的流传和解读,也与这种传承体系紧密相连。本章将探讨“白密”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独特机制。 与显宗经典的互证与融合: “白密”并非完全脱离显宗经典而独立存在,它往往是在对显宗经典的深入理解和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本章将分析“白密”文献如何与显宗经典相互印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云南汉传佛教的完整体系。 第五章: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勾勒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图景,更在于揭示其深远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研究意义。 填补学术空白: 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空白,本书的深入研究,将为学界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全新的研究视角,填补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 丰富汉传佛教史研究: 本书的研究将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置于更广阔的汉传佛教史框架下进行考察,有助于理解汉传佛教在地域化传播过程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丰富对汉传佛教史的整体认知。 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通过对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云南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为宗教实践提供借鉴: 本书对“白密”现象的探讨,也可能为当今的佛教修行和教义阐释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有助于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发掘其更深层的精神内涵。 文献保护与传承的启示: 本书的研究也为云南地区珍贵的佛教文献的保护和传承敲响警钟,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结论: 《“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一书,旨在通过对云南地区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揭示其在历史发展中的脉络、地域化演变的特征,以及潜藏其中的“白密”现象。本书的研究,不仅是对云南佛教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呈现,更是对汉传佛教整体发展史的一次重要补充和深化。我们相信,通过对这些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生命力,以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智慧与精神价值。本书的出版,期望能引发学界对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共同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