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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 等 著

图书标签:

• 金文
• 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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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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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
• 中国古代史
• 目录学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32161

版次：1

商品编码：10127802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727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
　　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凡例
商周金文总着录表
一、钟铸
二、铙
三、铎
四、铃
五、句（金羽隹）、钲铖
六、鼓座
七、鬲
八、（鬳瓦）
九、匕
十、鼎
十一、簋
十二、盨
十三、簠
十四、敦
十五、豆
十六、卣
十七、尊
十八、觯
十九、觚
二十三、盉
二十四、壶
二十五、罍
二十六、方彝
二十七、勺
二十八、瓿
二十九、瓿
三十、（缶霝）
三十一、瓶
三十二、罐
三十三、缶
三十四、盘
三十五、匜
三十六、鉴
三十七、盂、盏盂
三十八、盆
三十九、量器
四十、衡器
四十一、杂器
四十二、类别不明之器
四十三、戈戟
四十四、矛
四十五、剑、铍
四十六、杂兵
四十七、车马器
四十八、符节
本书引用书刊及简称表
《殷周金文集成》校记
后记

前言/序言

　　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
　　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
　　在《国朝表》成书后十七年(1931)，罗振玉命其子罗福颐增补修订该表，于]933年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墨绿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铭青铜器增至4279件。后罗振玉得郁华阁全套拓本，加上自家所藏，于1937年编辑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器增至4835件。其后，罗福颐又整理清官藏器，编辑了《内府藏器著录表》(墨缘堂石印本，1933年)，对乾隆年间皇室编辑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书作了初步清理。
　　容庚于1928年对王国维《宋表》逐器加以审定，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29年他又对乾隆年间的四种铜器书所收诸器的真伪存佚加以审定，编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容庚多年来校补案头的《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并将该校补稿传于其弟子孙稚雏，孙以容庚的校补稿为基础，收集了后世出土的金文资料，国外部分参考了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等书，于1981年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一书。收器编7312号。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器物、铭文与社会》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古代青铜文明，重点聚焦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其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全书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框架，不仅考察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铸造技术等物质层面，更着力于发掘铭文所揭示的政治、军事、礼仪及社会结构变迁。 第一部分：青铜文明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演进 本部分首先对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步与发展进行了宏观梳理，重点剖析了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在技术、艺术风格上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1. 材料与冶炼技术： 详述了古代采矿、配比（铜、锡、铅的比例控制）、熔炼、铸造的全过程。通过对不同时期出土器物残留物及考古遗址的分析，重建了商周时期高超的合金技术体系，特别是如何实现复杂形制和精细纹饰的铸造。 2. 形制与功能分类： 依据器物在礼仪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系统地对鼎、簋、尊、罍、鐎斗等主要礼器，以及戈、矛、钺等兵器，盘、錞于等乐器、水器、酒器进行了分类考证。探讨了特定器物形制（如簋的形制变化、鼎足的变化）如何成为判断年代和等级的直观标尺。 3. 纹饰的符号学解读： 深入分析了饕餮纹、蝉纹、乳钉纹、重环纹等经典纹饰的起源、演变及其象征意义。将纹饰置于当时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中考察，阐释其作为社会秩序和神灵沟通媒介的作用。例如，商代纹饰的狞厉神秘与周代纹饰的规范化、礼仪化趋势的对比分析。 第二部分：铭文的文本学与历史学解读 本部分是本书的核心，专注于对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细致考证、释读与历史语境重建。 1. 金文的书写系统与字体变迁： 考察了金文从商代早期的象形化、随意性，到商晚期（特别是殷墟晚期）的规整化、范铸定型，再到西周早期盛大、雄浑，中晚期趋于狭长、工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地域风格分化（如流行的“鸟虫篆”）的完整脉络。对关键的笔画、结构特征进行了字体学层面的对比研究。 2. 铭文的文体结构分析： 将铭文按内容划分为：王室册命、赏赐记事、军事征伐、私人记功、宗教祭祀、法律盟誓等几大类。对每类文体的固定句式、惯用语汇（如“王曰”、“赐尔……用作……孝休”）进行语义学梳理，构建一套解读古代文献的专用语汇库。 3. 个案研究与史料价值发掘： 精选了如“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墙盘”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器，对其铭文内容进行逐字考订与释读，并将其记载的事件（如周王巡狩、分封、会盟、战争）与《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进行交叉印证，修正或补充了传统史籍的不足之处。 第三部分：礼器制度与社会权力结构 本部分将青铜器视为周代“明尊卑、别上下”礼制的核心载体，探讨其在维护政治稳定中的作用。 1. 礼器制度的量化与等级： 详细阐释了周代“列鼎制度”的严格规定，即不同等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在祭祀场合使用鼎、簋数量的对应关系。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墓葬组合进行复原分析，力求量化不同墓葬等级所对应的青铜器组合标准。 2. 器物与宗法家族： 论述了青铜器在宗族内部的继承与流传机制，即“器物化”的祖先崇拜。探讨了“家史”铭文（如子孙用器）如何成为维护家族谱系和财产继承权的法律凭证。 3. 青铜器与王权传播： 研究了周王朝如何通过“分赐”礼器和铸造铭文的形式，将“天命观”和周公的政治合法性辐射至广阔的疆域，青铜器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进行政治联姻和权力确认的硬通货。 第四部分：技术、艺术与区域文化交流 本部分关注青铜技术和风格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传播与融合。 1. 区域风格的辨识： 对比分析了中原核心区域（镐京、洛阳盆地）的风格与周边部族（如晋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器的异同，揭示了文化交融的动态过程。 2. 技术的跨文化传播： 探讨了如“失蜡法”等高难度技术的早期应用迹象，以及外来文化元素（如西戎、北方草原民族的动物纹饰）是如何被吸收并改造融入中原青铜艺术体系的。 总结与展望 本书综合运用考古学、金文学、历史文献学和器物形态学等多学科方法，力图描绘出一幅商周青铜文明的全景图，展示了这批“凝固的史书”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礼仪社会的构建以及文字系统的成熟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视角。它不仅仅是对器物和文字的记录与罗列，更是对一个伟大文明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

评分☆☆☆☆☆

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这部书在资料梳理上的细致程度，尤其是那些针对特定器物铭文的归类方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不同于以往一些粗略的汇编，这本书似乎建立了一套更为精细且逻辑严密的分类系统，这对于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特别关注了它对那些铭文内容相似但形制迥异的青铜器是如何进行区分和定位的，那套标准的建立，明显是建立在对海量一手资料的反复比对和审视之上的，其学术上的严谨性可见一斑。这种深入到微观层面的考订，使得任何想要探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或特定族属的文化面貌的学者，都能在这个框架内找到可靠的参照点。它不仅仅是一本资料集，更像是一套规范了研究方法的工具书。

评分☆☆☆☆☆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这部著作的出现，无疑是对过去几十年间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总结和提升。它填补了现有某些领域资料整合上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新起点。我注意到，书中某些章节对于某些长期存在争议的器物铭文断代问题，采用了非常审慎的论证路径，并未急于给出绝对化的结论，而是将各种主流观点并列，辅以最新的证据进行对比分析。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体现了作者群体深厚的学术良知和对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阅读此书，不仅是在获取知识，更像是在参与一场由诸多先贤搭建起来的、严谨而富有张力的学术对话，其启发性意义深远。

评分☆☆☆☆☆

这部书的价值，从其对考古报告的引用和整合的深度来看，是无可估量的。现代考古发掘资料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而如何将新出土的、可能颠覆原有认知的材料纳入到一个成熟的研究体系中，是衡量一部大型汇编著作生命力的关键。我惊喜地发现，这本书在收录和标注上，对于新材料的处理显得尤为审慎和及时。它不仅记录了已有的成熟结论，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地标示出了哪些资料是基于旧有发掘报告，哪些是基于最新的田野报告，这种透明度极大地增强了资料的可信度和后续研究的可追溯性。对于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而言，这种对‘证据链’的重视，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要来得实在和宝贵。

评分☆☆☆☆☆

说实话，初次接触这类专业性极强的工具书，我内心是有些许畏惧的，生怕晦涩的术语和密集的图表会让我望而却步。然而，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却出乎意料地具有引导性。它似乎懂得如何循序渐进地引导一个门外汉走进那个古老的文字世界。虽然核心内容必然是专业且高度聚焦的，但在前序的导读部分，或者说在对特定器组进行介绍时，作者总能用一种非常清晰的脉络去勾勒出背景信息，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器物历史背景和使用场景的基本认知。这种‘寓教于学’的设计，使得即便是抱着了解历史文化目的的非专业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而不会感到迷失在纯粹的字形分析中。

评分☆☆☆☆☆

这部著作的装帧设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中带着古朴的气息，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它厚重的分量。纸张的选择似乎也经过了精心的考量，触感细腻，既能很好地承载那些精细的图版和拓片，又不至于显得过于僵硬。封面设计简约却又不失格调，那种留白的处理方式，仿佛在向我们暗示着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让人在翻阅之前就对内容的严谨性抱持着极高的期待。内页的排版布局也相当考究，字体的大小、行距的疏密，都透露出编纂者对阅读体验的重视。能够将如此庞杂的资料梳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在视觉上做到如此优雅的呈现，这绝非易事，体现了出版方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深厚功力。总的来说，从物理层面上看，这本书已经达到了收藏级的标准，是一件值得置于书架中央的珍品。

评分☆☆☆☆☆

《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主要内容：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目录前言凡例商周金文总着录表一、钟铸二、铙三、铎四、铃五、句（金羽隹）、钲铖六、鼓座七、鬲八、（鬳瓦）九、匕十、鼎十一、簋十二、盨十三、簠十四、敦十五、豆十六、卣十七、尊十八、觯十九、觚二十三、盉二十四、壶二十五、罍二十六、方彝二十七、勺二十八、瓿二十九、瓿三十、（缶霝）三十一、瓶三十二、罐三十三、缶三十四、盘三十五、匜三十六、鉴三十七、盂、盏盂三十八、盆三十九、量器四十、衡器四十一、杂器四十二、类别不明之器四十三、戈戟四十四、矛四十五、剑、铍四十六、杂兵四十七、车马器四十八、符节本书引用书刊及简称表《殷周金文集成》校记后记 3序言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在《国朝表》成书后十七年(1931)，罗振玉命其子罗福颐增补修订该表，于]933年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墨绿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铭青铜器增至4279件。后罗振玉得郁华阁全套拓本，加上自家所藏，于1937年编辑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器增至4835件。其后，罗福颐又整理清官藏器，编辑了《内府藏器著录表》(墨缘堂石印本，1933年)，对乾隆年间皇室编辑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书作了初步清理。容庚于1928年对王国维《宋表》逐器加以审定，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29年他又对乾隆年间的四种铜器书所收诸器的真伪存佚加以审定，编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容庚多年来校补案头的《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并将该校补稿传于其弟子孙稚雏，孙以容庚的校补稿为基础，收集了后世出土的金文资料，国外部分参考了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等书，于1981年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一书。收器编7312号。 后记《商周金文总著录表》是在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罗福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说明》、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说明》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共收进了到二十世纪末为止的古今中外先秦金文资料13329件。本书的编撰工作是在刘雨主持下进行的，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沈丁、卢岩、王文亮三位，初稿由沈丁完成。

评分☆☆☆☆☆

《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主要内容：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目录前言凡例商周金文总着录表一、钟铸二、铙三、铎四、铃五、句（金羽隹）、钲铖六、鼓座七、鬲八、（鬳瓦）九、匕十、鼎十一、簋十二、盨十三、簠十四、敦十五、豆十六、卣十七、尊十八、觯十九、觚二十三、盉二十四、壶二十五、罍二十六、方彝二十七、勺二十八、瓿二十九、瓿三十、（缶霝）三十一、瓶三十二、罐三十三、缶三十四、盘三十五、匜三十六、鉴三十七、盂、盏盂三十八、盆三十九、量器四十、衡器四十一、杂器四十二、类别不明之器四十三、戈戟四十四、矛四十五、剑、铍四十六、杂兵四十七、车马器四十八、符节本书引用书刊及简称表《殷周金文集成》校记后记 3序言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在《国朝表》成书后十七年(1931)，罗振玉命其子罗福颐增补修订该表，于]933年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墨绿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铭青铜器增至4279件。后罗振玉得郁华阁全套拓本，加上自家所藏，于1937年编辑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器增至4835件。其后，罗福颐又整理清官藏器，编辑了《内府藏器著录表》(墨缘堂石印本，1933年)，对乾隆年间皇室编辑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书作了初步清理。容庚于1928年对王国维《宋表》逐器加以审定，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29年他又对乾隆年间的四种铜器书所收诸器的真伪存佚加以审定，编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容庚多年来校补案头的《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并将该校补稿传于其弟子孙稚雏，孙以容庚的校补稿为基础，收集了后世出土的金文资料，国外部分参考了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等书，于1981年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一书。收器编7312号。 后记《商周金文总著录表》是在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罗福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说明》、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说明》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共收进了到二十世纪末为止的古今中外先秦金文资料13329件。本书的编撰工作是在刘雨主持下进行的，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沈丁、卢岩、王文亮三位，初稿由沈丁完成。

评分☆☆☆☆☆

这一本书非常全面，而且订正殷周金文集成中的好多错误。

评分☆☆☆☆☆

向书的作者致敬，在这么浮躁的年代依然坚持这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研究，另外赶上活动很划算，这样的工具书很有必要在搞活动的时候买

评分☆☆☆☆☆

好

评分☆☆☆☆☆

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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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工具书，再有重要器名索引就好了

评分☆☆☆☆☆

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真正看不错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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