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是《杜威早期著作》(1882-1898)和《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的繼續,共17捲,,收錄瞭杜威在該時期的所有作品。
《杜威全集》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曆程為綫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麵收錄瞭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
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瞭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瞭一個更高的平颱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捲,收錄瞭除《確定性的尋求》(TheQuestfor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寫於1929—1930年間的所有作品。本捲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
在本書導言中,保羅·庫爾茨(PaulKurtz)稱杜威“正處於創造力和影響力的高峰”。這一形容頗為貼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歲高齡,卻仍在1929-1930兩年間齣版瞭四本專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學、教育、政治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
在本書所收錄的哲學論文中,《人文主義之我見》(WhatHumanismMeansToMe)和《我的信仰》(WhatIBelieve)兩篇文章錶明瞭杜威對人類潛力與智慧的信念,另外兩篇文章則記錄瞭杜威與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Nagel)、威廉·歐內斯特·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C.I.劉易斯(C.I.Lewis)、F.J.E.伍德布裏奇(F.J.E.Woodbridge)在《哲學雜誌》(JournalofPhilosophy)上的熱烈討論。
《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FromAbsolutismto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難得一見的自傳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話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杜威日益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因:
“總的來說,人和情境對我的影響要多於書本對我的影響。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從哲學書籍中學到很多知識,而是說,與一些親身經曆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從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東西是技術性的。”
《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ldandNew)係列文章首次刊登於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Republic)雜誌上。在這些文章中,杜威探討瞭在一個不斷變化社會中“失落”的個人的問題,個人“陷入瞭龐大的復雜關係網之中”,隻有“聯係現在……根據有意識選擇的可能性努力改變條件”纔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書內容錶明瞭杜威日益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同時也證明瞭科利斯·拉濛特(CorlissLamont)在《關於約翰·杜威的對話》(DialogueonJohnDewey)中對杜威的形容是正確的:“他是我所認識的哲學傢中喜歡非學術氛圍的哲學傢。”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傢、教育傢,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學的先驅,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錶。19世紀流行的是殖民時期沿襲下來的舊教育,再加上19世紀後期從德國傳入的赫爾巴特教學方法逐漸刻闆化,使得當時的學校陳陳相因,缺乏生氣。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傢杜威(1859--1952)是當時傳統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從兒童的天性齣發,促進兒童的個性發展。
對於長期關注杜威思想演變的研究者來說,這一時期的文本是不可或缺的“過渡態”。它既承接瞭“進步主義教育”的遺産,又開始孕育後期對大眾傳播和文化研究的初步思考。我花瞭大量時間梳理其中關於社會輿論和知識分子角色的零星論述,這些觀點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顯得格外具有穿透力。如何在這種信息爆炸的環境下,培養齣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公民,杜威在那時的思考,盡管背景不同,其核心的倫理關懷卻曆久彌新。這本書提供的不是現成的答案,而是經過時代淬火的思考框架,引導我以更審慎的態度去審視當下我們所處的每一個“公共瞬間”。
評分閱讀體驗上,這捲書的節奏感與杜威早期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更顯沉穩,少瞭些早年的那種激進的教育改革熱情,多瞭一種對復雜世界近乎宿命般的洞察和耐心的建構。我感覺,杜威在這兩年裏,似乎在努力消化前些年社會變動帶來的衝擊,將理論從理想化的藍圖拉迴到現實的泥土中去。它更關注的是“如何運作”,而非“應該是什麼”。這種務實的轉嚮,使得書中的論述顯得格外接地氣,即便在討論最高級的形而上學問題時,也總能看到其背後對具體社會機構和民眾心智狀態的關切。這使得我無法將其簡單歸類為純粹的學院派著作,它更像是一份麵嚮行動者的、深思熟慮的行動指南的理論基石。
評分說實話,剛拿到這冊書時,我被那些密集的腳注和引文嚇退瞭好幾次。這無疑是一本“硬核”的作品集,它要求讀者具備相當的哲學和曆史背景知識纔能順暢閱讀。它不像一些通俗的哲學入門讀物那樣平易近人,反而更像是一份原始檔案,充滿瞭未經修飾的智力搏鬥痕跡。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藝術的經驗”的早期探討,雖然篇幅不長,但其對美學與日常生活的連接嘗試,為我理解杜威整體的經驗論哲學提供瞭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麵視角。這部分內容,雖然在全集的宏大敘事中可能隻是一個片段,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打開理解其更宏大理論體係的一把鑰匙,精微之處見真章,這本書的價值正在於此。
評分這套“杜威全集”的體量本身就讓人望而生畏,而這第五捲,聚焦於1929到1930這兩年,更是承載瞭太多曆史的重量。我記得我翻開這本書的初衷,是想追溯杜威晚期思想的成熟脈絡,特彆是他對社會、教育和哲學的深刻反思,如何在那一個動蕩的年代裏找到新的支點。然而,當你真正沉浸其中時,你會發現它絕非是一份簡單的思想記錄,而更像是一幅跨越瞭時間維度的社會全景圖。那些關於“經驗主義”如何應對經濟大蕭條的理論構建,那些對教育體係在危機中應扮演角色的辯論,無不展現齣一種與時代脈搏緊密相連的思辨張力。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學習理論,不如說是在與一位巨人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受他如何將抽象的哲學概念具化為應對現實睏境的工具。那些論述的嚴謹和深邃,常常需要反復咀嚼,纔能真正領悟到其背後的復雜性和多重意涵。
評分從排版和裝幀上看,這本厚重的第五捲,透著一股嚴肅的學術氣息,不是那種可以輕鬆消遣的書籍。它更像是圖書館裏沉睡的巨著,需要你帶著敬畏之心去開啓。我尤其關注的是杜威在這一時期對民主理論的修正與深化,彼時,歐洲的極權主義思潮正熾烈,美國自身也深陷泥潭,在這種背景下,他對“公共理性”和“審議民主”的闡述,顯得尤為迫切和具有前瞻性。我試著去代入當時的場景,想象他如何在紛繁的社會噪音中,試圖為構建一個有效的、有生命力的共同體尋找堅實的哲學基礎。這種思想的熔爐過程,不是平鋪直敘的,而是充滿瞭推敲、反復和自我批判,讀起來讓人深感思想的重量,也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擔當感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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