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是《杜威早期著作》(1882-1898)和《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的继续,共17卷,,收录了杜威在该时期的所有作品。
《杜威全集》以杜威的思想发展历程为线索,分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录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撰写的文章与专著。
这项浩大的工程为人们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丰富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为将对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录了除《确定性的寻求》(TheQuestfor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写于1929—1930年间的所有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在本书导言中,保罗·库尔茨(PaulKurtz)称杜威“正处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高峰”。这一形容颇为贴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岁高龄,却仍在1929-1930两年间出版了四本专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学、教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文章。
在本书所收录的哲学论文中,《人文主义之我见》(WhatHumanismMeansToMe)和《我的信仰》(WhatIBelieve)两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对人类潜力与智慧的信念,另外两篇文章则记录了杜威与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Nagel)、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C.I.刘易斯(C.I.Lewis)、F.J.E.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dge)在《哲学杂志》(JournalofPhilosophy)上的热烈讨论。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FromAbsolutismto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难得一见的自传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杜威日益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因:
“总的来说,人和情境对我的影响要多于书本对我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从哲学书籍中学到很多知识,而是说,与一些亲身经历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从哲学书籍中学到的东西是技术性的。”
《新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ldand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于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杜威探讨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社会中“失落”的个人的问题,个人“陷入了庞大的复杂关系网之中”,只有“联系现在……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书内容表明了杜威日益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也证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Lamont)在《关于约翰·杜威的对话》(DialogueonJohnDewey)中对杜威的形容是正确的:“他是我所认识的哲学家中喜欢非学术氛围的哲学家。”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阅读体验上,这卷书的节奏感与杜威早期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更显沉稳,少了些早年的那种激进的教育改革热情,多了一种对复杂世界近乎宿命般的洞察和耐心的建构。我感觉,杜威在这两年里,似乎在努力消化前些年社会变动带来的冲击,将理论从理想化的蓝图拉回到现实的泥土中去。它更关注的是“如何运作”,而非“应该是什么”。这种务实的转向,使得书中的论述显得格外接地气,即便在讨论最高级的形而上学问题时,也总能看到其背后对具体社会机构和民众心智状态的关切。这使得我无法将其简单归类为纯粹的学院派著作,它更像是一份面向行动者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指南的理论基石。
评分这套“杜威全集”的体量本身就让人望而生畏,而这第五卷,聚焦于1929到1930这两年,更是承载了太多历史的重量。我记得我翻开这本书的初衷,是想追溯杜威晚期思想的成熟脉络,特别是他对社会、教育和哲学的深刻反思,如何在那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找到新的支点。然而,当你真正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它绝非是一份简单的思想记录,而更像是一幅跨越了时间维度的社会全景图。那些关于“经验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大萧条的理论构建,那些对教育体系在危机中应扮演角色的辩论,无不展现出一种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思辨张力。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学习理论,不如说是在与一位巨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他如何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具化为应对现实困境的工具。那些论述的严谨和深邃,常常需要反复咀嚼,才能真正领悟到其背后的复杂性和多重意涵。
评分说实话,刚拿到这册书时,我被那些密集的脚注和引文吓退了好几次。这无疑是一本“硬核”的作品集,它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哲学和历史背景知识才能顺畅阅读。它不像一些通俗的哲学入门读物那样平易近人,反而更像是一份原始档案,充满了未经修饰的智力搏斗痕迹。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艺术的经验”的早期探讨,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对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连接尝试,为我理解杜威整体的经验论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视角。这部分内容,虽然在全集的宏大叙事中可能只是一个片段,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打开理解其更宏大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精微之处见真章,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评分从排版和装帧上看,这本厚重的第五卷,透着一股严肃的学术气息,不是那种可以轻松消遣的书籍。它更像是图书馆里沉睡的巨著,需要你带着敬畏之心去开启。我尤其关注的是杜威在这一时期对民主理论的修正与深化,彼时,欧洲的极权主义思潮正炽烈,美国自身也深陷泥潭,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公共理性”和“审议民主”的阐述,显得尤为迫切和具有前瞻性。我试着去代入当时的场景,想象他如何在纷繁的社会噪音中,试图为构建一个有效的、有生命力的共同体寻找坚实的哲学基础。这种思想的熔炉过程,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充满了推敲、反复和自我批判,读起来让人深感思想的重量,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感到震撼。
评分对于长期关注杜威思想演变的研究者来说,这一时期的文本是不可或缺的“过渡态”。它既承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遗产,又开始孕育后期对大众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初步思考。我花了大量时间梳理其中关于社会舆论和知识分子角色的零星论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显得格外具有穿透力。如何在这种信息爆炸的环境下,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公民,杜威在那时的思考,尽管背景不同,其核心的伦理关怀却历久弥新。这本书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经过时代淬火的思考框架,引导我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审视当下我们所处的每一个“公共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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