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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与“印度启示”等。其自我期许是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做出贡献。

内容简介

　　《杜维明作品系列·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所收九篇文章，分成彼此关联的三个部分。一部分（含文章四篇）探讨古典时期的概念设置和象征资源，集中讨论道、学、政的观念，重点则在标明儒家知识分子总的精神趋向的道德形而上学，孔子及其弟子所体现的核心价值通过修身与为己之学，为儒家伦理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包括三篇文章，是走进新儒学纪元的知识远足，从意义深远的不同阐释方法的角度，具体描绘了儒学的面貌。新儒学袭用了古典儒学遗产，其中蕴含的多元主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过作为公共行为的自我努力，有可能改变人类处境的儒学信仰。主动参与政治、对哲学见解充满活力的回应、对人文学术的真挚爱好，都是正当合理的儒家追求。况且，儒学的方式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完全连贯一体。

作者简介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7-1971）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71-1981）；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2010年荣休后继续担任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在哈佛期间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
　　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0年-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目录

北美版自序
新加坡版自序
牟复礼序
一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
二 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三 儒家圣人：为己之学的典范
四 儒家修身的痛苦
五 刘因儒家隐逸主义解
六 刘宗周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性
七 早期清代思想中“学”的观念
八 论儒学第三期
九 反传统、整体观、耐心谨慎
关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追求的个人反思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假如我们认为儒家有关“道”的看法与基本神学相类似，那么，上述第二个关注领域，儒家的“学”，所提出的问题就可与系统神学中的问题相比拟。今天名为“五经”的儒家经典，可能晚至西汉（前202—公元8年）的公元前2世纪方始定型。秦朝（前221—前206年）焚书之后重编的几部经典，肯定由汉代的编定者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动。然而，倘若我们将经典不仅视作文献，而且还视作集思广益的人文学，那么，它们就能够向我们展示古典时期儒学的大致面貌。据当时的记载，“学”可分成互相关联的五部分：诗、政、社会、史、形而上学。综合起来，它们代表了一项包容广大的计划的展开：找回处在危机之中的人类文明的深层意义。
　　诗唤起人类社会的内在共鸣，需要使用心灵的语言。它诉诸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关怀，无恃于争辩的技巧。受诗感化而和谐融洽的社会，具有一种同步的节奏。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之间的互动犹如对熟悉的歌曲舞姿产生的深契于心的回应，好似一种自然的流动。也许，儒家的历史记载将这种“原始公社”理想化了，诗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古典时期必定早已成了暗淡渺茫的回忆。但是，即使在孟子高度复杂的统治哲学里，它对于心灵的感召力依然强烈：“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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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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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祖藉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 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2010年12月20日，被北京大学聘为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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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分疏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是指儒教中国而言，而儒家传统则是“使得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它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涵盖天地的气度和胸襟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前者的主体是“政权化的儒家”，后者的主体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两者“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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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祖藉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 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2010年12月20日，被北京大学聘为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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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网上读过类似的文章，但是杜教授的书，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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