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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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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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7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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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44456432
版次:1
商品编码:11803694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早在1872年,一位署名“执权居士”的中国人创制过“心理(学)”这一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学科名称。晚清传教士在心理学课程开设、著述翻译方面作出了拓荒性贡献。晚清新政之后,近代知识分子、留学生纷纷走上推动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舞台,并铸就了一个“黄金时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批心理学者依然矢志不渝地展开基础研究和实践工作,延续着心理学在中国的血脉,追逐着“中国心理学”的梦想。
  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心理学国际传播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传教士、留学生的引介和传播,亦有国外心理学者来华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同时还有一批心理学者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的贡献。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秉持实证史学的宗旨,发掘和梳理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将改变或丰富学界对这一历程的许多认识,同时也使近代心理学者的追求为心理学事业后继者所铭记。

作者简介

  阎书昌,1970年12月生,河北省孟村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心理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研究。1991-1995年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本科专业,1995-1998年师从中国心理学史专家邹大炎教授攻读硕士学位。2006-2007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做高级访问学者。2011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近年来在HistoryofPsychology、《心理学报》、《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等专业期刊发表心理学史类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4项,主编、参编(译)著作11部。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一、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范畴
第二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指导思想
二、具体研究方法
第三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意义
一、整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事实
二、揭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总结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成就和贡献
四、继承和弘扬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科学与人文精神

第二章 西方心理学的早期传入(1872-1902)
第一节 中国对西方心理学的早期接触
一、中国人对心理学的早期接触
二、中国早期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教会学校
第二节 颜永京与《肄业要览》、《心灵学》
一、《肄业要览》
二、《心灵学》
三、颜永京与心理学早期术语创制
第三节 丁韪良与《性学举隅》
一、《天道溯原》中的心理学知识
二、《性学举隅》的内容与体系
三、《性学举隅》与《心灵学》的简要比较
第四节 晚清其他心理学著述
一、《灵学略论》
二、《格致汇编》的心理学知识介绍
三、《格致小引》和《格致总学启蒙》对心理学的介绍
四、《治心免病法》
第五节 文化背景下“心理学”的创制与传播
一、“心理学”名称在日本的变迁及其确立
二、康有为与“心理学”名词
三、1902年的心理学
四、“心理学”名称变迁的分析

第三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学科初创(1902-1918)
第一节 教育近代化背景下日本心理学的输入
一、京师大学堂与心理学
二、近代师范教育与心理学
第二节 西方心理学的间接输入
一、服部宇之吉:开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科学心理学的教学活动
二、王国维:多元途径输入西方心理学
三、陈枧及其《心理易解》
四、蒋维乔及其两部心理学教科书在教育中的作用
第三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先驱蔡元培与陈大齐
一、蔡元培
二、陈大齐
第四节 公众知识分子对心理学的传播
一、谭嗣同
二、梁启超
三、孙中山
第五节 辛亥革命后心理学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和陈大齐的交往
二、“壬子癸丑学制”确立心理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三、教育部审定心理学教材
四、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五、作为思想武器的心理学

第四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制度建设(1918-1937)
第一节 留学生与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形成
一、留学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
二、留学生的心理学博士论文
三、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形成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的专业组织
一、中华心理学会
二、中国心理学会
三、中国测验学会
四、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第三节 心理学专业期刊
一、《心理》
二、《心理半年刊》
三、《心理季刊》
四、《中国心理学报》
第四节 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高校心理学系
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
第五节 心理学名词的统一与审定
一、庄泽宣与心理学名词审查
二、赵演与心理学名词审查

第五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主要成就(1918-1937)
第一节 心理学学派的输入与传播
一、西方心理学学派的输入与传播
二、苏联心理学的输入与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探索
第二节 心理学基本理论建设成就
一、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四、反本能论
第三节 心理学分支领域的研究成就
一、汉字心理学
二、儿童心理学
三、教育心理学
四、生理心理学与动物心理学
五、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
六、心理卫生
七、心理与教育测验
八、工业心理学
九、社会心理学
十、理论心理学与历史
第四节 “中国心理学”与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实践
一、何谓“中国心理学”
二、早期中国心理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探索
三、面向中国人生活文化与实践的心理学考察
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自省式考察
五、中国心理学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六章 抗战时期的中国心理学(1937-1945)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心理学研究机构及刊物
一、心理学研究机构
二、大学心理学系
三、心理学刊物
四、心理学研究中的抗日精神
第二节 心理学在军事与人事领域的发展
一、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
二、萧孝嵘的人事心理学和军事心理学的实践与思想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心理卫生与指导工作
一、心理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及关注主题
二、丁瓒的心理卫生实践及思想
第四节 抗战时期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一、艾伟与教育心理研究所
二、教育心理学相关领域研究

第七章 抗战后中国心理学的恢复(1946-1949)
第一节 心理学组织制度的恢复性工作
一、学会组织
二、心理学系的复建
三、心理学国际交流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延续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二、心理卫生与指导
三、国防与人事心理学

第八章 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
第一节 来华的西方心理学家
一、克雷顿、瓦尔科特、麦柯有
二、塞勒(夏仁德)
三、莱曼
四、哈尔彭(韩芬)
五、韦斯特布鲁克(汪宗海)
六、克兰伯格
七、莫
八、鲍曼
第二节 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心理学家
一、郭任远
二、戴秉衡
三、艾伟
四、汪敬熙
五、周先庚

第九章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比较这两部著作会发现,《心理学》的体系章节目次有些混乱,可见中国引入和接受心理学早期状态的情形。而《心理学讲义》的体系明显更为清晰,可以说心理学的引入过程截至清末民初已经初步具有清晰的体系框架,并为民国时期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同时在《心理学讲义》书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的广告页中提到:“教育部新定师范学校章程,特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分一年、二年两类,毕业后得充当小学教员。……本馆出版各书最为适用。”其中二年制心理学教科书是蒋维乔编的《心理学讲义》,这也是经教育部审定的一部心理学教科书,一年制用的是蒋维乔1906年编译的《心理学》,可见蒋维乔的这两部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师范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倾向,这决定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近代学科的引入也是出自清末当时“教育救国”运动的需要。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是为教育服务的,其最终目的是将心理学的理论和规律应用于教育。1903年5月,蒋维乔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国文教科书编辑,开始了他的教科书编辑生涯。自19041906年出版了由蒋维乔编撰的十册《最新国文教科书》。其后蒋维乔与同仁们相继完成修身、习字、算术、历史、地理等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对中国新教育的开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蒋维乔遵循着教育学原则以及心理学规律,使这一系列教材反映出新式教育的要求,满足了时代的要求。蒋维乔为了更好地进行教科书的编写,广泛研究国外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一方面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和论述,另一方面在教材编写和教育工作中进行心理学实践。
  按照儿童心理特征编写和编辑教材,是蒋维乔最为突出的教育思想。首先是教科书的形式,以《国文》教科书为例,“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其次是从材料方面,“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各课排比,以各种材料彼此交互错综,无形中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图画布置须生动而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合。凡图画与文字,皆同在全幅之内,不牵涉后页。”可见,蒋维乔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运用了材料难度与记忆、材料性质与兴趣、材料之间关系与记忆、学习材料直观形象性以及整体性关系的一系列心理学原理与规律。这是心理学在引入中国之后第一次在教育中有意义的、成功的实践。在这个历史时期,其他学者,如王国维,还基本上停留在引介和传播心理学的阶段,还很少亲自从事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工作。蒋维乔在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心理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前言/序言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跟世界心理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从古代哲学的怀抱中分化出来的。而其能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心理科学的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的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因此,192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JamesMckeenCattell,1860-1944)以主席的身份致辞,认为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卡特尔就是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Wundt,1832-1920)1879年建立世界上DI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科学心理学诞生为标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谓精神哲学或道德哲学,他都不认为是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界公认的我国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则是以1917年陈大齐(1886-1983)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DI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
  当然,科学不能割断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心理学,但已经具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在我国古代众多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的著作中,对人的知、情、意及气质、能力、性格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论及,一些见解卓有价值,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心理学界早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某些挖掘和整理工作,但因为心理学在我国屡遭劫难,1958年遭大批判,“文革”中更是停止了一切教学与研究工作,人员都下放到农村或厂矿去进行改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被撤销了,所以整理工作未形成气候。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心理学才重新迎来发展的春天,全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才步入正轨。
  20世纪80年代初,出于发展中国心理科学的需要,在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的潘菽、高觉敷两位老教授的倡导下,成立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学会组织。由于当时迫切需要高校统编教材,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发文成立了以潘菽和高觉敷为顾问、主编的共10多人的《中国心理学史》高校教材编写组。编写组成员接受任务后,都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无所依傍,很少借鉴,并且任务重,时间紧。特别是大家心中还另有一件压力极大的事,那就是当时都知道几大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由英国的学者李约瑟替我们写出来并正式出版了。当然,别人为我们写科技史是无可厚非的,但细想之下,又觉得不是滋味,中国人的历史,特别这DI一本书,应当由中国学者自己写为好。当时,我们编写组不怕别的国家来写《中国心理学史》,就是担心日本学者会写这类书,因为日本一些学者对中国古籍经典的造诣相当深,日本接受西方的心理科学也比我们略早些,他们是很有条件写这类书的。所幸的是,我们的担忧并未成真。编写组的同仁兢兢业业、争分夺秒,胜利完成了编写任务。这样,我国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高校教材于198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还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空白。
中国近代思想的探寻:科学、救赎与民族命运的交织 本卷试图勾勒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一股深刻而又充满张力的思想变革图景。它并非一部单纯的学术史,更是一段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潮涌入、传统文化摇撼之际,如何挣扎求索,试图理解人的心灵、社会的病灶,并为民族的未来寻找出路的艰辛历程。我们聚焦于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流派、核心观念以及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的关键人物,力图展现一个多元、碰撞、发展甚至激烈的思想生态。 一、 西风东渐与旧学的裂变:启蒙的火种与科学的召唤 1872年,尽管彼时“心理学”这一概念尚未在中国系统性地引入,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一部分先行者开始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性,并勇敢地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这股“西学东渐”的浪潮,远不止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更触及了思想的深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心灵、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这些长期被儒家伦理和传统哲学所遮蔽的领域,开始悄然进入有识之士的视野。早期的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理学和医学的进步,为理解人身心统一提供了初步的科学依据。尽管这种影响是零散的,但它无疑播下了科学探究的种子,挑战了以天人合一、性善性恶为核心的传统人学观。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科学”的呼唤变得更为响亮和系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时代的口号,科学精神被视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在这个语境下,作为一门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精神现象的学科——心理学,自然而然地开始被介绍、翻译和讨论。早期对心理学的介绍,往往伴随着对封建迷信的批判,以及对西方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推崇。实验心理学的传入,如冯·费希纳、威廉·冯特的理论,尽管其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和传播存在诸多挑战,但其科学化的研究范式,无疑为中国人理解“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二、 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心理学如何服务于民族的复兴? 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新思潮的涌入,都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紧密相连。心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也深深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知识分子们试图从心理学中汲取力量,以改造国民性,提升民族素质,从而应对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动荡。 1. 国民性改造的“药方”: 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将国民性视为民族衰败的根源。他们试图通过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国民的劣根性,如愚昧、麻木、保守、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等。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心理学能够提供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例如,对个体意志力、集体心理、社会风气的研究,都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心理学原理,培养出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科学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新人”。教育体系的改革,课程内容的调整,以及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关注,都蕴含着利用心理学知识塑造下一代国民的意图。 2. 科学教育的推手: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自身的传播和发展,本身就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积极引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过翻译、讲授、撰写教材等方式,将心理学知识普及开来。这不仅是为了培养专业的心理学人才,更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培养人们运用科学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分支的引入,更是直接服务于近代教育的发展,试图理解儿童的成长规律,优化教育方法。 3. 社会改造的助推器: 救亡图存的宏大目标,离不开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反思。心理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被视为理解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例如,对群体心理、舆论传播、社会心理效应的研究,为理解革命、改革以及社会动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一些学者甚至尝试将心理学原理应用于社会改良,如通过心理学干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 思想的碰撞与分化:多元主义的勃兴与早期流派的形成 随着西学不断深入,心理学在中国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思想立场和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对心理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发展路径。 1. 行为主义的冲击与应和: 20世纪初,以约翰·B·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思潮席卷西方。这种强调客观性、可观察行为的研究范式,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和引入。一些学者认为,行为主义的客观性与中国传统哲学对内心世界的过度玄思形成了鲜明对比,更能体现科学精神。他们试图在中国本土的教育和心理学研究中,借鉴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可测量的行为表现,以期在实践中取得成效。 2. 精神分析的引入与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其对潜意识、性心理、梦的解析等颠覆性的观点,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方面,一些前卫的知识分子,如鲁迅,敏锐地捕捉到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对人性深层欲望和非理性因素的揭示,认为其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某些隐秘角落和个人内心的挣扎。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其强调性与潜意识的观点,也面临着来自传统伦理观念和主流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3. 意识与结构主义的余音: 在早期,一些学者在介绍心理学时,仍然受到欧洲意识心理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他们会讨论意识的构成、感觉、知觉、思维等基本心理过程。尽管这些观点在行为主义的冲击下,逐渐显得不那么“前沿”,但它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心理学早期思想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 民族心理与社会心理的萌芽: 除了直接引入西方心理学理论,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将心理学应用于分析中国自身的民族特点和社会现象。他们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文化习俗,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行为。这种对“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关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也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学思想的努力。 四、 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学科建设的起步与挑战 心理学在中国从一种陌生的学术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 1. 学术机构的建立与人才培养: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一些大学开始设立心理学课程,成立心理学系或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燕海宁大学等高校,在心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机构不仅承担着教学任务,也成为早期心理学研究的阵地。留学归国的学者们,成为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肩负着培养新一代心理学人才的重任。 2. 研究的初步探索与局限: 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在方法上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试图运用实验、调查等方法。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如研究设备的匮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研究者自身对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等,使得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同时,研究选题也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关注教育、儿童、国民性等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 3. 知识传播与社会影响: 心理学知识的传播,除了学术著作和期刊,还通过报纸、杂志、讲座等多种形式,逐渐渗透到社会大众的视野中。对儿童心理、青少年心理、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普及,对社会心理问题的探讨,都使得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象牙塔,对社会观念和民众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 历史的节点与未来的展望 1872年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心理学从无到有,从零星引进到初步体系化的关键时期。这期间,心理学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一门科学的探寻,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本质、社会的奥秘以及未来的可能性的不懈追问。 尽管在这一时期,心理学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理论的本土化问题,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及与社会现实的结合深度等,但它所播下的种子,所激发的思考,所开启的探索,为后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卷旨在呈现这一段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图景,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惑、挣扎与希望,以及心理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版图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部关于科学、关于救赎、关于民族命运交织而成的思想史诗。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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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书中对于早期心理学在中国社会普及和应用的探讨尤为感兴趣。它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象牙塔内的研究,而是关注了心理学知识如何被引入教育、医疗、司法等领域,以及如何试图影响公众的认知和行为。这些早期将心理学应用于实践的尝试,虽然可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理论的不成熟,但它们无疑是中国心理学走向大众、服务社会的宝贵开端。书中对这些早期应用的细致描写,让我看到了心理学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也让我思考,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其与社会的互动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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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于不同学派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的梳理,展现了中国近代心理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早期行为主义的引入,到精神分析的尝试,再到格式塔心理学的传播,每一个学派的引入和本土化过程都充满了曲折和讨论。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学派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在中国如何被接受、被改造,以及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我特别欣赏书中对那些“边缘”声音的关注,那些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同样为中国心理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和研究方向,他们的存在和努力,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丰富而完整的图景。这种细致的梳理,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到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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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视角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并没有局限于介绍几个核心的心理学理论或重要人物,而是将心理学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例如,书中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了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的论述,让我看到了学科发展与时代变迁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些在社会变革浪潮中,或积极响应、或试图以心理学解释社会现象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学科本身的进步,也为当时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整部书显得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生动的历史画面感,让我不止是了解心理学史,更是对那个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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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在结构上也安排得相当合理。从心理学在中国的早期萌芽,到各个学派的引入与发展,再到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作者巧妙地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关键的学术人物、核心的理论进展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连贯而完整的叙事。这种清晰的结构,使得读者能够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下,理解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也更容易把握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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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读完这本书,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是一部充满艰辛、探索与希望的奋斗史。那些先驱者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用他们的智慧、热情和不懈努力,为中国心理学播下了种子,浇灌了幼苗。尽管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贡献和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激励着后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史,更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中国近代历史洪流中,坚守学术理想,为民族进步贡献力量的生动写照,让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精神有了更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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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深入剖析,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所处的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民族危机、战乱频仍、经济落后,这些外部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心理学学科的发展。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才更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坚韧和智慧。作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展示了学者们如何在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开展研究、创办刊物、培养人才。他们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一门学科,更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进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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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中国近代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关系的 nuanced 阐述。它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学者的工作视为对西方理论的“照搬”或“翻译”,而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学者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心理学领域也不例外。书中通过对具体研究的分析,展现了中国学者如何用本土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现象,或者如何调整西方理论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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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我最大的感受是,学科的建立不仅仅是理论的堆砌,更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情感传递的结晶。书中对几代心理学学者之间学术传承、师生情谊的描绘,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之间纯粹的学术精神和人文关怀。那些为了学术理想奔走呼号、互相扶持的身影,即使隔着百年的时光,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热忱和力量。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学术争鸣,他们的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种对“人”的关注,让原本可能枯燥的历史叙述变得生动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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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梳理过程中,对于史料的运用显得尤为严谨和扎实。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包括期刊文章、学术专著、私人信件等,并且对这些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分析,力求呈现出最真实的历史面貌。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让读者能够信服书中的论断。我对书中对一些争议性学术观点和人物评价的客观呈现印象深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褒扬或贬低,而是通过呈现不同的史料和观点,引导读者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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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我脑海中涌现出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探索未知领域的画面,仿佛亲历了心理学在中国生根发芽、艰难成长的过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并没有将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简单地视为西方理论的被动引进,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本土学者如何尝试将这些新思潮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化语境相结合,寻求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那些早期的学人,面对着西方心理学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翻译、实验、教学,一点一滴地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心理学学科。比如,在介绍早期心理学实验时,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实验设备的简陋,以及学者们如何克服种种困难,通过精巧的设计和细致的观察来验证理论。这种对细节的挖掘,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科研条件的艰辛,也更能体会到那份纯粹的学术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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