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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民国时期医讼的凸显为切入点，希冀在医学史、社会史、法制史的框架下，借助对医生、病人、社会、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与呈现，进而揭示国人生命、法制与权利观念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转型的历史轨迹，及其与相应制度架构之间的关联性。

作者简介

马金生，河北滦县人，1979年生。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医疗社会文化史、生命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项目以及财政部、科技部、民政部等科研课题多项。

目录

绪　论／1
一　问题的提出／1
二　学术史回顾／6
三　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总体框架／25
四　资料说明／28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32
一　医病关系的紧张化趋向／33
二　医者的规避责任／39
三　医病纠纷的发生与解决／45
四　医病纠纷沉寂的原因／57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医病纠纷／64
一　清末医学考试的呼吁与尝试／64
二　民国初期规范行医的渐次推行／68
三　告医：一种新情势的催生／74
四　新情势下医家的因应之道／83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变革与现代医讼的生成／92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讼的凸显及其一般特征／92
二　现代医讼生成的司法制度变革背景／96
三　“业务过失”罪的颁布与医讼的生成／104
四　其他司法条款对医讼特征的影响／109
第四章　现代医疗模式的构建与医病纠纷的发生／119
一　现代西医的分布及其对现代医疗模式的强调／120
二　传统医疗模式的困境及其对现代西医的仿效／124
三　传统观念与现代医疗模式的紧张／128
四　现代医疗模式的践行与医病纠纷的发生／137
第五章　中西医论争与西医诉讼案／150
一　中西医论争及其思想文化意涵／151
二　西医在讼案中的强硬姿态／154
三　中医对西医讼案的介入／159
第六章　卫生行政体系的初步确立及其对医病纠纷的影响／173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卫生行政建设／173
二　对“非法”行医者的检控／176
三　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处理／180
四　医家的因应／187
第七章　医讼案件审理中的多方博弈／198
一　和解中的医生、病人与法院／198
二　司法审结：关键的鉴定意见／201
三　制度的张力？——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208
四　公正的追寻：法院不同层级的审判／212
五　大赦后的追偿：民事诉讼的持续／216
第八章　新闻媒体对医病形象的建构及其对医病纠纷的影响／223
一　新闻媒体对医病形象的呈现／224
二　媒体报道对病家行为的影响／241
三　与新闻媒体和病家做斗争：医生的作为／245
第九章　西医界对医病纠纷的认识与应对／254
一　对医病纠纷的认识与因应／255
二　西医界的自省及其匡正举措／262
三　寻求国家的医权保障／271
第十章　中医界对医病纠纷的认知和因应／285
一　自保／286
二　革新／293
三　维权／299
结　论／307
一　民国医讼凸显的时代社会文化根源／307
二　从医讼看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310
三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民众日常观念的转型／315
四　民国医讼研究的当代价值／320
参考文献／326
附　录／341
索　引／345
后　记／350

前言/序言

序　　一
信者为医？药开多了是过度医疗，开少了是水平不行。
待患如亲？给治好了是“涌泉相报”，治不好是“拔刀相向”。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它路。横批：不要学医。
当今中国社会干扰医疗秩序和伤害医生的“医闹”和“医暴”事件的频发，不仅激起了医病双方尤其是医生群体的集体焦虑，也又一次为往往以戏谑和调侃来缓解焦虑的民间智慧找到了出口，以上所录的就是诸多“段子”中随便摘录的两则。面对这一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媒体也纷纷给予了“深度关注”。比如《南方周末》在一篇题为《中国医疗暴力史》的文章中，对当前医暴事件频发、医疗纠纷日渐严重等现象及其根源做了深度报道，该文虽然名之为暴力史，但实际谈的基本都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不过在开头还是通过历史的对比展现了该问题在当下的严重性。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
文中关于历史上医生的社会地位的判断，不过是作者随意的想象，并不符合基本的专业认知，不过见诸记载的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则应是不争的事实。立足现实，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固然可以给出国家和社会医疗投入不足、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和整体社会矛盾较深等一系列相对深刻的解释，但就像《中国医疗暴力史》一文所提示的，医患纠纷和医疗暴力是有历史的。既然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若缺乏历史观照，相关的分析自然也就难以完善。上述文章虽然还缺乏历史的深度，但多少也展现出希望从历史的维度来认识该问题的意愿。这样的意愿，相信可能是很多关注并有意探究社会问题的媒体人或研究者都有的，但往往囿于可资参考的文献有限或过于专业而浅尝辄止。
出现这样的遗憾，至少不无历史学提供的专业知识不足方面的责任，这无疑值得专业历史研究者省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疾病医疗问题并不在现代历史学关注的范围之内。20世纪末以来，虽然史学界的中国医疗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整体上的薄弱仍显而易见。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也已颇具说服力地向学界展示了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活力。诚然，历史研究自有其内在规范和价值，决不能秉持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但也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个人发思古之幽情，关注现实和回应时代的关切与需求，毫无疑问，乃是历史学和每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责任。面对医患纠纷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历史学理应做出自己的回应。
在这样的情势下，马金生博士推出他思考和钻研多年的力作《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可谓恰逢其时。该著的出版，不仅向世人呈现了一份真正从历史的维度对现实医病纠纷做出阐释的良好答卷，而且必将为那些希望从历史、社会和医学等多方面来综合思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和媒体人提供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源。它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会溢出历史学本身，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这一著作在学术性和学术贡献上无甚可表。实际上，我认为该著是目前中国医疗史领域一部非常值得称道的力作。通读全稿，其优长和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拥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宏阔的学术视野，探究民国的医患纠纷，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于近代甚或民国，而是能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专章探讨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情况，并对相关历史现象做了合情合理的解说，从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在横向方面，也没有就中国论中国，而尽可能地将其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将现代世界医疗模式的转变纳入到对民国时期医讼凸显的思考中。不仅如此，作者还能从制度史、医疗卫生史和法制史等多个角度来对民国时期医患纠纷做出探讨。
其次，该著是一部将其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并扎实推进已有研究之作。该著无疑可以归入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之列，对于国内该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的学术脉络，作者有相当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并对其他领域，比如法制史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好的掌握，这使得该研究能够坚实地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并进一步展开。对于目前一些非常重要的相关研究，比如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作者也有很好的概括，并能对其不足之处做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在此基础上，通过较为扎实细致的资料搜集和爬梳，对近代医病纠纷由沉寂到凸显的历史脉络及其成因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提出民国时期医讼案件的凸显，并不像前人研究所指出的是民国司法体系不成熟所致，而恰恰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出现以及司法资源的增加，促成了医讼案件的大幅增加。
最后，该著借由作者良好的历史感和研究能力，对民国期间医讼案件大量增加这一历史现象做出了具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阐释，作者没有简单地据此认为其反映了当时医患关系的恶化，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将其放在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中综合地加以探究，通过从法制建设、医疗卫生制度演变和公共传媒的发展等方面的考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体会到，医生与病人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是任何存在医疗行为的社会中都不可避免的，但其表现方式、激烈程度则受社会文化和医疗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多有不同。民国时期所谓医讼的凸显，既有医病关系冲突的社会现实因素，也不乏媒体助推等文化建构的成分，同时还是医生与病人、中医与西医、司法机构与律师以及国家与社会等诸多权力利益博弈的结果。
这样一些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论述，相信无论对于我们观察历史的演进还是认识现实的医病纠纷都会大有裨益。金生博士这一成果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不过相较于博士论文，显然已扎实深入很多，修改增加的篇幅当在一半以上。最近这些年，金生不时有相关论文刊发于国内重要刊物上，现在又有力作问世，可谓成果丰硕。他的这些成绩，即使作为历史学领域专业的研究者，大概也已值得称道了，但实际上，他并非供职于高校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机构，这些成果几乎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着实令人惊叹！不过以我对金生十多年的了解，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从大学期间授课和担任其学年论文的指导教师开始，我就对他的踏实、勤奋和执着有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有追求、肯干事的有志青年，假以时日，必当有很好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他离开南开前往北京求学、任职，但我们仍保持着交往，对他学术上的追求和发展也一直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的交往，更加深了我当初的印象。该著的出版，我想只是金生阶段性的成果，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成果和成绩贡献于学林和社会。
国内的医疗史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到了由“新”所带来的红利日渐消退的瓶颈期，如果这时我们不能不断贡献出能引起学界和社会关注的力作，其未来的发展必然会后继乏力。现在，金生积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力作的问世，对于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利好。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作为“新史学”一分子的医疗史，理应在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和展现新气象等方面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这一研究的持续发展，才能使这一研究更好地嘉惠学林和社会。显而易见，着眼于医疗史未来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研究模式和方法，而必须勇于追求超越自我，不断真正地展现这一研究的新意。我谨以此期许于自己，也更期许于金生等更年轻的学界同仁。
是为序。
余新忠
2016年8月23日于津门寓所
序　　二
马金生博士《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一书，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医患矛盾、纠纷、讼争问题的历史研究专著，也是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专门问题的鼎力之作。这部著作记录着作者从一个普通的历史学科班学生，经十五六年刻苦求学，不懈努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历史学青年学者的不平凡道路；蕴含着作者在学术探索道路上卧薪尝胆，不断攀登，积多年研究而成思想结晶的心血。
本书作者将论述重点设定在民国时代，而研究视线的触角则几乎穿越了四个世纪，即上溯至16世纪初的明代中后期，下限截至20世纪前半叶的1949年。为了深入考察历史实际，作者不惜气力，几乎遍读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研究资料，尽可能消化并吸收前贤时哲的全部研究成果，从长时段进行大跨度观察，勾勒出医讼现象的历史变化曲线，全面把握问题发展脉络，准确侦知问题变化关键，做出了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作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得益于对历史研究基本功的刻苦训练与掌握，对该课题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长期浸润、全面搜集；与此同时，得益于对史学理论的高度重视，具有理论思维的长期训练与良好基础。因为在以历史遗存为中介，以整体性、复杂性、综合性为特质，以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和历史解释为重心的历史研究全程中，理论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作者以医讼现象为核心，重点考察了民国时期社会、政治、法律、科学尤其是医学、文化传统与习俗等领域的情形及其与医讼问题的关系，探知医病纠纷的历史过程，寻求医病纠纷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寻求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着的社会文化变迁信息与契机，从而认识变迁信息、历史契机对于理解当前医病关系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本书作者持续多年沉浸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资料，深知历史研究这一学术活动中，第一戒律是“史无不征”“无征不信”。作者的探索与发现，就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当然，历史研究如果轻视理论，走纯粹自然主义路线，只要排列史料，剪裁史料，就可以取代艰深的学术探索，必将见识肤浅，难以得出科学结论。因此，历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积极抽绎历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范畴，运用历史实证、比较、逻辑、解释与跨学科研究方法，以验证史学成果的客观真实，重建历史轨迹的运行系统，阐释历史演化的机制规律，发现历史世界的智慧真理。
在书稿的内容上，本书作者在对明清和民国时期医病纠纷、医讼问题大量历史资料的综合与分析后，认为明清时期医病纠纷“沉寂”的关键原因，在于医家的传统施诊策略、病家的求诊行为、官方的相关态度以及传统社会特质等因素彼此交互作用。之后，由于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逐一发生变化，导致了民国时期医病纠纷升级成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民国时期，现代医学的理念、诊治手段、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制度建设，无不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医病关系，促使医讼案件凸显。民国时期的医讼现象如同一面镜子，映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与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现实医病关系带来的冲击与诸多影响。作者建议，从近现代以来在城市中所发生过的现代制度建设及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去寻找医讼原因，或可逼近这一问题的核心与实质。相关认识的提出，既平实公允，也启人深思。
本书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民国时期医病纠纷问题为探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与演进，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审视当今医病关系的社会，谋求医病关系的改善，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背景，这对于构建和谐医病关系以及建设“健康中国”的当下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读罢全书，我认为，马金生博士的这部学术论著，有着多方面的价值。第一，就学术价值而言，全书是在长期学习与思考中，发现问题，通过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对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思考，最后做出令人信服的历史重建与历史解释。第二，就现实价值而言，全书为当今异常激烈的医患纠纷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历史图像，避免人们对于错综复杂的医患矛盾产生简单、机械甚至错误的认识。第三，就决策价值而言，全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历史信息，对医患纠纷历史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了有效的跨学科分析，为国家和政府妥善解决医患纠纷，出台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了科学决策基础和智力支撑。
一部学术论著能具有以上这么多的价值，自然难能可贵，也是令人欣喜的。当然，全书也还存在一些没有完全解决、仍然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例如：中国与西方契约社会的比较，就是一个有难度的课题。正是因为中西社会契约形态、契约内涵的区别，才使大量医患纠纷升级成医讼矛盾，也使这类矛盾显得如此尖锐，乃至不可调和。还有，行医者的资格以及医疗事故等的科学评估标准、评估机构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等，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资料统计、比较等工作。
总之，作者集中力量深入探讨的医讼问题，是考察一个国家文明状况的检测指标，是折射一个社会发展面貌的历史缩影，是衡量一个时代科学水平的影响因子，也是评价一个民族实际生活指数的量化依据。在历史长河中，医讼问题不算是多么宏观或者特别重大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现代科学转换，关系千家万户，关系社会和谐与时代进步，也考验着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智力，容不得丝毫懈怠。在本书付梓之后，我们也期待马金生博士以及海内外更多的年轻学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精神和责任意识，投身到这类研究之中，再接再厉，做出新的探索、新的贡献。
是为序。
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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