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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微博、微信、微视、论坛、直播、新闻客户端等也成为人们了解社会、获取信息、连接世界的日常手段。与此同时，新媒体的疾速发展，使得媒体与公众的黏合度更高、互动性更强，而每个人又均可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有选择网络信息的自由，信息传播和舆情生成的渠道之多、速度之快****，公民表达诉求和意见建议的热情之高、力度之大闻所未闻，这使得互联网成为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公众借助网络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表达有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形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集合广大网民的情感、态度、意见和观点进行表达、传播与互动，从而形成影响、改变和推动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目录

第一章 环境舆情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古代舆情思想
第二节 现代舆情思想
第三节 环境舆情发展阶段

第二章 环境舆情事件的特点
第一节 环境舆情事件的类型特点
第二节 环境舆情事件的传播特点

第三章 环境舆情群体事件与网络动员
第一节 环境群体事件的特点
第二节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动员
第三节 环境群体事件与网络动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透析环境群体事件与网络动员的发生原因

第四章 环境舆情的监测与研判
第一节 通行的监测手段
第二节 舆情研判
第三节 舆情研判的实用方法
第四节 监测报告

第五章 环境舆情的回应
第一节 环境舆情的回应主体
第二节 环境舆情的回应手段
第三节 环境舆情的回应时效

第六章 环境舆情引导与能力建设
第一节 构建环境舆情引导力
第二节 建立完善的危机回应管理体系
第三节 提升回应媒体的综合素质

附录 环境舆情案例精选
案例1舆情回应传递信息要及时、准确
——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2舆情回应传递信息线上线下多措并举
——广东博罗民众因修建垃圾焚烧场聚集抗议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3“红豆局长”：一个不是悲剧的悲剧
——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事件舆情案例分析
案例4湖北建始县水利水产局威胁网友舆情分析
案例5福建省上杭县汀江污染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6山西省长治市苯胺泄漏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7镉超标大米：难以终结的食品安全舆情
——2013年粤湘镉超标大米舆情事件分析
案例8山东临沂“休克式治霾”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9安徽沱湖一夜变“酱油湖”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10北京最贵环保罚单
——麦当劳供应商排污被罚391万
案例112011年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舆情分析
案例12中国环保群体性事件中的邻避运动
——以四川“什邡”事件和杭州垃圾焚烧场事件为例
案例13东莞市寒溪河部分河段污染事件舆情分析
——东莞环保局长回应"10万元邀下河
案例14浙江“新安江苯酚污染”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15广西贺州贺江水污染事件舆情分析
案例16河北多市雾霾限行尾号不统一引舆论关注
后记

精彩书摘

　　《环境舆情概论》：
　　朝议制度。朝议也叫集议，即皇帝召集群臣集中议论重要政事，商讨解决之策。朝议使群臣有了议论朝政、反映舆情的机会，是封建时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统治者了解上层官员舆情的一种方式。
　　朝议制度确立于秦汉时期。秦始皇虽然以极权专制著称，但重大问题上仍通过朝议制度集思广益。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确立帝号、推行郡县制和“焚书”等重大问题上，秦始皇都举行了朝议，群臣争议激烈，最后由皇帝裁断。这几次重要朝议形成的决议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皇帝”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延续两千多年，郡县制奠定了中国的地方行政体制，焚书坑儒则开创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汉袭秦制，朝议走上制度化轨道，朝议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涉及“议立君、立储嗣、宗庙、郊祀、典礼、功赏、民政、法制、大臣任免等”。唐朝设三省六部，凡遇军国大事需三省长官（位同宰相）于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然后将议论的结果呈报皇帝。后又扩大了议政官员的范围，除宰相外，三品以上官员都可入政事堂议论国事，且要有谏官在场，以便随时提出意见。宋代除宰相外还设有“执政”一职，位同副相，重要政务由宰相和执政共同议决后奏报皇帝。明代时朝议称为“廷议”，所议之事主要涉及位号、祭祀、官制、人事、财政、军事等“事关大利害”的重要大事。廷议时按部门商讨问题，参加廷议的人员及其数量因所议内容而异，少则十余人，多则上百人。廷议的结果无论是否达成共识，均须上奏皇帝，供决策参考。清朝初年设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亲贵和汉军旗的重要大臣参议军政，对清朝统一全国发挥了重大决策作用。
　　不难看出，朝议制度是上层官员反映政治和社会问题，使君主听取更多的意见建议的舆情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决策的合理化。
　　报纸制度。在唐代，出现了邸报，最初的邸报是以传报来自朝廷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们直接发给他们的主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宋代，还出现了民间报纸小报。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其中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明清时代，除了来自官方的报纸外，还有民间出版的报纸，伴随着朝代的变迁缓慢地向前发展。
　　不难看出，肇始于唐朝的邸报也是古代舆情的表达平台，虽然受限较多，但也发挥了传递舆情的重要作用。
　　清议。清议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当时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善于品评人物之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评论可左右乡间舆论，因而影响士大夫的仕途。当时政治腐败，这种品评人物之风被称为“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士大夫因此而沽名钓誉，“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
　　清议往往发生在政治社会剧烈变动之时，反映出士人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孔子日：“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是说，如果天下太平，世道清明，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反之，如果士民开始议政，就表明政治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比较有影响的清议运动，分别是东汉末年的太学生运动，南宋末年太学生等主战派的清议运动和明末的东林清议。东汉末年和明末的士人清议是针对宦官专政的舆论批判，南宋末年的士人清议是抵抗投敌卖国行为的爱国运动。这三次清议都发生在衰败之世。士人围绕宦官外戚干政、外敌入侵、大臣腐败等问题，以“舍生取义”的勇气发表政治性批判，希望能够正本清源，但这些舆论批判都没能挽回王朝的颓败之势。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古代中国的士人清议并没能充分发挥出类似当代媒体舆论“第四种权力”的监督制约功能，而只是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并且其效能大小还要取决于君主兼听与否。
　　民变。在中国古代，民变即底层民众的利益表达诉诸于行动。通常有两种：一是诉诸经济利益的集体行动，如抗粮、抗税、罢工、罢市等；二是兼顾经济与政治诉求的集体行动，主要指农民起义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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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当前社会，互联网飞速发展。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我国互联网将长期保持网络舆论磁场世界第一的地位。
　　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微博、微信、微视、论坛、直播、新闻客户端等也成为人们了解社会、获取信息、连接世界的日常手段。与此同时，新媒体的疾速发展，使得媒体与公众的黏合度更高、互动性更强，而每个人又均可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有选择网络信息的自由，信息传播和舆情生成的渠道之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公民表达诉求和意见建议的热情之高、力度之大闻所未闻，这使得互联网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舆论场。公众借助网络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表达有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形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集合广大网民的情感、态度、意见和观点进行表达、传播与互动，从而形成影响、改变和推动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2016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工作，明确回应责任，突出舆情收集重点，做好研判处置，提升回应效果。2016年9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中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切实履行好舆情回应第一主体责任，严格舆情回应的范围和标准，政务舆情要快速、及时、准确、客观回应，要提升政务舆情工作队伍的素质与水平，建立政务舆情回应工作的有效机制。
　　2017年1月，新华社发布了《2016年度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报告》（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社会热点舆情的发酵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热点话题区域化、行业化、全民化，许多热点舆情超越地域限制，引发全国性关注已成常态；自媒体成主要发酵平台之一，网民实现了“指尖发声”，舆论进入“围观新常态”；主流媒体仍然是推动舆情话题发酵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让讨论深入，同时对敏感议题还具有“脱敏”效果；“标签化传播”仍十分常见，网民刻板认知致使“舆情反转”频现；明星频频介入公共话题，社会力量持续发展；整体舆论生态显现微妙变化，主流意见趋向积极。
　　《报告》认为，未来社会舆情仍将长期保持较为活跃的态势，环境保护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旅游管理等依然是舆情高发、频发地带。随着深化改革的全面推进，政策的实施层面将承载更多的舆情，舆论的诉求对象也将从中央转向地方，网民不仅关心政策的出台，更加关心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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