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聚焦于第1批判,对其中的哲学概念、术语进行辑录、比类、翻译和集校。注重从德文原著出发,致力于把一手的康德、原汁原味的康德交给读者,为研究康德者提供一本相对完备的专业辞书,简洁明了地呈现出先验哲学的精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紧扣文献,凸显康德的写作特点,还原语境,钩沉互证,在概念使用中理解概念,挖掘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章节、不同段落中的特殊规定,并且,抓住概念的相关性,着眼于概念与命题之间、概念与问题本身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分析和脉络清洗,沉入到实实在在的概念使用氛围中,通过交代概念出现的具体语境而向读者呈现概念本身的界定。删繁就简,去除芜杂,遴选重点,而不求而面俱到。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以词条分疏归类,所有概念按照出现顺序逐一排列,清晰有序,方便征引。读者只要打开书,先验哲学体系的许多概念就可以信手拈来,迅速查对,可以帮助人们阅读康德经典文本,进而在义理上消化和吸收批判哲学。
作者简介
余治平,祖籍江苏洪泽,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湖南科技学院、河北衡水学院特聘教授。河jE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特约研究员。《中西哲学论衡》(年刊)主编,上海市江苏淮安商会副秘书长。已出版《唯天为大》、《哲学的锁钥》、《中国的气质》、《忠恕而仁》、《哲学慧眼识究竟》、《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春秋公羊夷夏论》、《万集乡下这些年》、《做人起步<弟子规>》等专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哲学概念谱糸”(Das Begriffe slexikon der Kant Philosophie)主持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忠恕而仁”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CLTHK)、德国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柏林自由大学(FUB)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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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精彩书摘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
46.理性的思辨在先验运用中最后所导致的终极意图,涉及到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此在。(KrV,A798;B826)
47.意志可以是自由的,但这只与我们意愿的理知原因相关。(KrV,A798;B826)
48.一切通过自由才是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KrV,A800;B828)
49.而且在此首先说明,我目前只在实践的理解中使用自由概念,并且这里则完结了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这种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不能被经验地预设为现象的解释根据,而本身对于理性却是一个问题,就如上面所标的那样。(KrV,A801;B829)
50.但那种,不依赖于感性冲动、因而只能够被理性所介绍的动因所规定的任意,就叫作自由的任意(arb1,numhbe — rum, 自由的任意)。(KrV,A802;B830)
51.实践的自由能够被经验所证明。(KrV,A802;B830)因此理性也给出了规律,它们是命令、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说明,什么应该发生,即使它同样也许决不会发生,并且它们在这点上与只处理那些发生了的东西的自然律相区别,因此也被称为实践律。(KrV,A802;B830)
52.所以我们通过经验而认识到,实践的自由作为自然原因之一,即在意志的规定中的理性的原因性,然而先验的自由却要求这个理性本身(鉴于它的开始了一个现象序列的原因性)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规定的原因,并且只要先验的自由看起来是与自然律、因而与一切可能的经验,显得是相违背的,所以就仍还是一个问题。(KrV,A803;B831)
53.后者抽掉了爱好和满足这些爱好盼自然手段,而只一般地考察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以及那个:在其之下自由唯有按照原则而与幸福的分配相协调的——必要条件,所以至少能够以纯粹理性的单纯理念为基础并被先天地认识。
……
前言/序言
康德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欧美世界,自康德第一批判诞生以来,研究康德哲学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大约在20世纪初,康德哲学被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以后,几乎在不同时代都能涌现出一批专门的研究论作。仅关于三大批判,每年所产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就相当可观。纵览一百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康德哲学似乎颇受中国学人的青睐,好之者不绝,所论所作的内容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政治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
单在康德著作的翻译方面,自1933年胡仁源首译《纯粹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铭鼎译出《实践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唐钺翻译《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后,1957年蓝公武又译出《纯粹理性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四个译本,筚路蓝缕,功劳卓著,完成了康德哲学中文翻译的开创性工作,但由于其文白相间的限制,而难以完全融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话语系统。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了分别由宗白华、韦卓民翻译的《判断力批判》的上、下册。1968年牟宗三在台湾翻译出《认识心之批判》(上、下册),(台北:学生书局)。
1980年代以来的主要翻译成果,先后有庞景仁发表了多年精心翻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韩水法译出了《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台北的学生书局出版发行了牟宗三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91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韦卓民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97年何兆武编译了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武汉大学邓晓芒与杨祖陶两位教授通力协作,伏案七年,译出“三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历时十年终于翻译出整套普鲁士科学院版的《康德著作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些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全新译本,现实地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中文语境,不仅突破了“让汉语说哲学”的瓶颈,有效激活了汉语的哲学张力,同时,也为当代学人进一步解读康德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文本条件。
但是,中国人要真正读懂康德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康德之难,首先难在概念术语上。1790年9月2日,康德在写给约翰·亨利希·兰贝特教授的一封信中说:“形而上学的关键,却仅仅在于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康德本人无疑是一位制造概念的哲学高手,批判时期的经典著作里,不仅常会出奇制胜、波谲云诡地冒出一些崭新而生硬的名词、术语,而且许多概念的使用也显得非常独特,一些概念自身甚至还会不断嬗变,前后的含义经常不相一致。同一个概念在康德那里如果自身歧义就比较大,到后人的理解中则更加混乱不堪了,这就为澄清概念之所是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康德很少对一个概念做清楚、明确的一次性交代和全面而完整的阐释,许多概念必须通过具体使用和前后语境才能够凸显出其内在规定与基本含义。因此,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都会牵扯进许多章节里的文字,其关联幅度甚至可以从著作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只有把这些文字和盘托出,读者才能够对这个概念大致有数。
仅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里,几乎每一页都会冒出新的概念。康德哲学的大厦几乎完全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许多一直被先前哲学家所使用过的概念,到了康德这里却发生微妙、甚至重大的意义转变。因为语言的障碍和翻译的困难,许多前辈学者大多只能够在自己当下的写作语境中理解与使用康德的概念,而难以针对康德原著的文本本身。这样,势必又很容易导致康德的概念本义与后人的理解之间的紧张和矛盾。
而概念的含混不清,在客观上又必然导致义理的分歧,于是,康德哲学的许多内容及其价值、意义经常处于一种模糊不堪、似是而非的状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在解读康德的黑暗中徘徊,而找不着北,因为没有方便的捷径。
不把康德文本——尤其是第一批判——中的基本概念的基本含义弄清楚,就不可能进入先验哲学体系。1920年代末以来,德语的、法语的、俄语的、英语的、日语的类似于《康德词典》或《康德手册》的辞书早已相继问世。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汉语世界里,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研究康德哲学的论作面世,但至今却还没有一本针对康德德文原著自身、专门整理、汇校和辑录康德哲学概念的研究辞书或专业工具书,这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中国康德学的发展需要。
纯粹理性批判:思想的深度之旅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为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并非一本浅显易懂的读物,而是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了一次彻底而深入的审视。本书旨在构建一个稳固的哲学基础,探究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哪些知识是可能的,以及我们认识的界限在哪里。它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伟大尝试,挑战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中长期存在的各种形而上学议题,并为后来的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理性之巅:认识的可能性与界限 《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在于考察“纯粹理性”——即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理性——其认识的可能性与界限。康德敏锐地观察到,在当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哲学倾向:经验主义和唯理论。经验主义者(如洛克、休谟)强调一切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因而对人类认识的范围持有限定的态度,甚至导致了怀疑论的出现。而唯理论者(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则相信理性自身就能获得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从而构建起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康德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未能完全解释清楚人类认识是如何可能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普遍必然的知识,例如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原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康德提出了他的“哥白尼式革命”。他不再假设我们的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反过来,认为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图景,而是我们的理性主动地组织和构建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这种主动性体现在两个关键的层面: 首先是感性。康德认为,我们接收外部刺激的感性能力本身就带有先天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并非外在于我们世界的客观实在,而是我们认识世界所必需的“直观形式”。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因为空间和时间是我们经验世界得以可能的基本框架。我们所有的感官经验,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触觉,都必须先被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中,才能被我们感知。 其次是知性。在感性提供给我们的“杂多”材料的基础上,知性发挥作用,将这些杂多材料进行组织和统一,从而形成概念和判断。知性也拥有其先天的结构,即范畴(Kategorien)。康德列举了十二个范畴,例如“实体-偶性”、“因果性”、“可能性-不可能性”等。这些范畴是纯粹的思维形式,它们像模具一样,为我们处理感性直观所提供的数据,赋予它们意义。例如,当我们观察到一连串事件时,知性就会运用“因果性”的范畴,将它们理解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没有范畴,我们只能得到一堆无意义的感官印象,而无法形成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 通过感性和知性的共同作用,我们得以形成关于现象界(Phänomenwelt)的知识。现象界是我们经验所及的、被我们理性组织起来的世界。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都属于现象的范畴。 超越经验:形而上学的困境与可能性 然而,康德的批判并非仅仅停留在解释经验性知识的来源。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考察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可能性。形而上学试图超越经验的界限,去认识那些不被经验所能触及的实在,例如上帝、灵魂、世界整体等。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在运用知性范畴时,如果试图将其应用于经验世界之外的“物自体”(Ding an sich)——即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自在之物——就会陷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即二律背反(Antinomien)。例如,关于“世界是否有始有终”的问题,理性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都找到貌似合理的论证,但两者又无法调和。这表明,我们的理性在运用范畴试图认识超越经验的实在时,已经超出了其正当的活动范围。 理性之所以会陷入这种困境,是因为它将原本是用于组织经验材料的知性范畴,错误地当作了能够直接认识“物自体”的工具。范畴只能应用于被我们感性所接受并由知性所组织的现象,而不能应用于任何不落入这一框架的实在。 那么,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了吗?康德对此的回答是复杂的。他否定了那种试图通过纯粹理性来认识“物自体”的形而上学,认为这是“先验的幻相”。但他同时又肯定了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倾向”在理性中的存在。人类理性总是有冲动去追问那些终极的问题,去思考那些超越经验的实在。康德认为,尽管我们不能认识上帝、灵魂或世界整体,但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道德和人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道德与理性:通往实践理性的桥梁 《纯粹理性批判》虽然主要探讨的是认识论问题,但它为康德后来的道德哲学奠定了基础。康德认为,在理论理性的局限之外,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 理论理性是关于“是什么”的理性,它试图认识世界的实在。而实践理性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理性,它指导我们的行为。康德认为,道德律令(moralisches Gesetz)并非来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纯粹实践理性自身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表现为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即那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绝对命令的体现。 通过将人类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康德成功地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限划定了范围,同时也为我们确立道德的可能性提供了坚实的根据。我们不能认识上帝,但我们可以信仰上帝,因为信仰上帝是道德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认识灵魂的不朽,但我们可以希望灵魂不朽,因为道德的最终实现需要一个永恒的来世。 《纯粹理性批判》的遗产 《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现,无疑是对整个哲学史的一次颠覆。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唯心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康德对认识的界限的划定,促使哲学家们更加关注人类经验的主体性,以及理性在构建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他关于道德的论证,至今仍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石。 本书的阅读挑战是巨大的,它需要读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耐心。但正是这种挑战,带来了思想上的极大拓展。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深入研读,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我们自身的认识能力,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被构建的,并为我们在人生中何去何从提供更深刻的反思。它是一次与人类最伟大思想之一的对话,一次对理性本身的深度探索,一次对我们存在本质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