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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科学史译丛·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包含着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两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

目录

导言
1．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2．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3．科学与社会变迁
4．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
5．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6．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7．时间与东方人
8．人法与自然法则
附：台译本序

精彩书摘

　　《科学史译丛·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封建官僚社会
　　接下来有人也许会问，封建官僚制度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呢？在传统中国社会，有些科学是正统的，其他则是非正统的。历法的建立及其对农业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大家多少相信占星可以预卜国事，使天文学永远是一门正统科学。数学被认为适合有教养的学者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物理学也是如此，特别是因为这两门科学有助于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官僚机构的工程建设。中国官僚社会需要建设大规模的灌溉蓄水工程（防洪和运输谷税，插图2），这就意味着传统学者特别注重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又有助于稳定和支持以之为关键部分的社会形式。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至少部分依赖于一个事实，即自古以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会跨越个体封建诸侯的地界，从而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皇朝。与这些应用科学不同，炼丹术显然是非正统的，通常出世的道士和隐者才会追求它。在这方面，医学是相当中立的。一方面，传统孝道的要求使医学成为一项受学者尊重的研究；另一方面，医学与药学的必然联系使得医学与道教的炼丹家和草药师关联在一起。
　　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发现，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式社会秩序在早期阶段是有利于应用科学发展的。以我们多次提到的地震仪为例，地震仪和量雨器甚至量雪器很早就同时存在了，激励这些发明的很可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那种非常合理的愿望，即想要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例如，某个地区受到一场严重地震的袭击，政府有必要尽早知道这个消息，以便赈灾重建，若有暴动还能派兵增援地方当局。同样，对于决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水利工程，安放于西藏群山边缘的量雨计非常有用。此外，中世纪的中国社会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社会更能发起伟大的探险和有组织的科学田野工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元8世纪初在一行和皇家天文师南宫说的支持下对子午线所做的测量。这次大地测量长达2500公里，从印度支那半岛一直延伸到蒙古边境。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又派遣一支探险队到东印度去勘测南天极20。内的南半球星座。有理由怀疑，当时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国家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些活动。
　　从很早开始，中国天文学就得益于国家支持，但其准秘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晋书》中说：“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
　　然而，我们绝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无论如何，在宋代，与官僚机构有关的学者家庭是完全有可能甚至常常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我们知道，苏颂小时候家里就有一部小型浑天仪，因此他能渐渐懂得天文学原理。大约一个世纪后，大哲学家朱熹家里也有一部浑天仪，他力图复原苏颂的水力驱动装置，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一些时期，比如在11世纪，数学和天文学都在科举考试中起着重要作用。
　　……

前言/序言

　　李约瑟在中国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提起这个名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那部多卷本鸿篇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下文用其原名的缩写SCC来表示），知识界人士或许还能就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谈《文明的滴定》一书，亦须从SCC讲起。
　　1954年，李约瑟在SCC首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此即该序言第二段中的八个问号所对应的内容。李约瑟于十年后出版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即本书第6章）又将它们凝练成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李约瑟问题”的标准提法。
　　其实“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他之前，至少有五六批人关注过诸如“中国何以落后”的问题，包括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欧洲启蒙思想家、清末特别是甲午战败后的一些新教传教士与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领袖、20世纪30年代受到马克思历史观影响的剑桥左翼知识分子，以及1943至1946年间李约瑟在抗战大后方结识的诸多中国知识精英。
　　关于李约瑟的SCC，还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它的意义在于向世人揭示了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另一个是说作者撰写这部系列大书的目的就是回答后来以其冠名的历史问题。它们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但细究下来又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说服力。
　　其实，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和“科学与技术”的范畴。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先驱，他写作SCC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而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技术成就正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理想引桥。“李约瑟问题”并不是一个像数学中那样存在定解乃至多解的智力问题，它只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借以展开宏大叙事的启发式论纲。诚如弗洛里斯·科恩（H.Floris Cohen）所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借助它，作者可以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宏大主题的思考，而不必指望有哪位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能够对它提出一个世所公认的标准答案来。
　　对上述后一说法仍然怀抱希望的许多中国学者，不是热衷于对“李约瑟问题”提出种种所谓的“新解”，就是寄望于李约瑟本人会在SCC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特别是通过它的最后一卷。如今斯人遽归道山，他开启的SCC计划也已基本告成，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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