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哲学史家文库(第2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是一部系统研究明清学术思想的专著。全书围绕“个性解放的新道德”、“批判君主专制的初步民主思想”、“科学的知性精神的觉醒”三大主题,把明清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从明代嘉靖至崇祯时期的学术思想,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的重新发现”与“世界的重新发现”的特征;从南明弘光、永历到清康熙、雍正时期,以提出了批判君主专制的初步民主要求为主要特色,而从清乾隆到道光二十年,则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中科学的知性精神的发展。三个阶段时间上先后推移,逻辑上渐次递进,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全书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不仅是明清思想的资料汇集,更是对作者提出的“哲学启蒙”说的微观考史佐证。
作者简介
萧蓬父(1924-2008),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四川井研。中国著名哲学史家,现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东方国际易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团成员。著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萧氏文心》、《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船山哲学引论》、《王夫之评传》、《吹沙纪程》等书。
许苏民,1952年生于江苏如皋,祖籍安徽歙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文化哲学》、《人文精神论》等专著1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文章辑为《许苏民集》。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一、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分期
二、早期启蒙学术的三大主题
三、中国近代学者向早期启蒙学术的认同
上篇 抗议权威挣脱囚缚(明嘉靖-崇祯,16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
一、明代中晚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
(一)明代中叶中国近代商品经济萌芽的基本特征
(二)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转变
(三)传统学术的蜕变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
二、自然人性论与新理欲观
(一)“自然之性”的新理欲观——从王艮到何心隐
(二)“气质之性”一元论的新理欲观——王廷相、罗钦顺、吴廷翰、吕坤论人性与理欲
(三)“自然真道学”的新理欲观——李贽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
三、情感本体论与新情理观
(一)李贽的“童心说”和唯情论
(二)袁宏道的“性灵说”和“理在情内”说
(三)“至情说”、“情教说”与晚明唯情论
四、“人必有私”说与新义利观
(一)李贽论“人必有私”与“正谊即为谋利”
(二)“义利并重”、“义利一物”及“义在利中”说——黄绾、吴廷翰、焦骇、陈第的新义利观
(三)“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
五、“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学说
(一)“狂者胸次”与豪杰精神——非名教所能羁络的左派王学
(二)李贽论人的平等和自由
(三)崇“真”尚“奇”的晚明文论
六、“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理性觉醒
(一)“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的怀疑论思想
(二)“不以先人之见锢灵府”——吕坤的“自家天趣”与陈第的知识论
(三)考据学之滥觞
七、“开发学人心灵”的科学思想
(一)科学精神的本土之萌蘖——李时珍、朱载堉、徐宏祖、宋应星的科学思想
(二)中国的笛卡尔——徐光启对传统“象数之学”方法的变革
(三)“因西法以求进”——李之藻、李天经、王徵对科学方法的倡导与应用
八、以友朋代君臣、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思想
中篇 深沉反思推陈出新(南明弘光、永历一清康熙、雍正
17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
九、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
……
下篇 执着追求潜心开拓(乾隆-道光二十年,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
精彩书摘
与罗汝芳同时,何心隐作为颜山农的另一位学生,更大大发挥了泰州学派的学说,提出了他的“育欲说”。
何心隐(1517-1579年,明正德十二年至万历七年),本姓梁,名汝元,字桂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郡试中举第一名。不久,接触到王艮的学说,遂抛弃科举道路,从颜山农学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家乡办“聚和堂”,企图以宗族为单位实践其乌托邦的理想,“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反对官府征收“皇木银两”的额外赋税,被定绞罪,减为充军贵州,为友人程学颜所救。次年随程学颜人京,与耿定向和当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同会于显灵官,何心隐嘲讽张居正:“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张居正遂警告何心隐:“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何心隐意识到,“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汝元。”但他并未锋芒敛戢,“心隐在京师,辟名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③;并且还巧妙地策划了扳倒权相严嵩的活动。倒严以后,为避严嵩党羽报复,改名换姓,逃往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先后游历福建、江浙、巴蜀、湖广,从事讲学活动。张居正任首辅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于万历三年(1575年)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要求明王朝明令禁止“别创书院”及“群聚徒党”一类的讲学活动,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1576年(万历四年),湖广巡抚陈瑞派兵缉拿“盗犯”何心隐,由程学博亲弟得报通知,星夜乘舟出湖广境。次年,张居正风闻何心隐要入京发动驱张运动,又“授指有司捕治之”,何心隐再次被通缉,逃往祁门。万历七年(1579年),在祁门被捕,押解到武昌后被杖杀。他是中国社会在走出中世纪的途程中为争取讲学自由而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哲学的烈士”。
何心隐的人性论亦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他明确指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②从这种自然人性论出发,他明确反对周敦颐的“无欲”说和程朱关于“存理灭欲”的说教。他通过阐发《孟子》来驳斥周敦颐的“无欲”说,指出,周敦颐所说的“无欲”,并非是孟子所说的“无欲”:“孟子言无欲其所不欲,亦似言无欲也。然言乎其所不欲,乃己之不欲也。惟于不欲而无欲也。”③他认为,孟子是主张“存心”的,但“心不能以无欲”,因此孟子也并不是无欲的,他不过是在不同的欲望之间作选择而已。孟子亦只能做到寡欲,而不可能做到完全无欲:“且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取义,欲之寡也。能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以存心乎?”④
从自然人性论出发,何心隐提出了他的“寡欲”或“育欲”的主张。这是一种肯定满足和调节天下人的物质欲望和物质利益的理论。“寡欲,以尽性也。尽天之性以天乎人之性,而味乃嗜乎天下之味以味,而色,而声,而安佚,乃又偏于欲之多者之旷于恋色恋声而苟安苟逸已乎?……凡欲所欲而若有所节,节而和也,自不戾乎欲于欲之多也。”⑤他的“育欲”论是要统治者“与百姓同欲”,而不要只顾一己之享乐却要老百姓“无欲”、“灭欲”。他说:“昔公刘虽欲货,然欲与百姓同欲,以笃前烈,以育欲也。太王虽欲色,亦欲与百姓同欲,以基王绩,以育欲也。
……
思想的潮汐:从经学演进到启蒙萌芽的百年回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波诡云谲、思想激荡的伟大时代。在这一时期,绵延千年的经学传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学术思潮如同破晓的曙光,艰难而坚定地萌发,为后世的学术范式转型奠定了基础。本书所探讨的,正是这一“启蒙学术流变”的精微轨迹,它并非孤立的学术事件,而是深深植根于士人精神、社会变迁与思想史长河之中。 一、 经学的困境与挑战:守成与裂变 宋明以来,理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与政治理想。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理学本身也走向了僵化与空疏,学者的关注点日益偏移,流于空谈玄理,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照。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虽一度掀起变革,但其“致良知”的内圣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士人自我中心的倾向,对社会实效的关注有所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学传统的反思与重构成为一种内在的学术需求。一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经典的意义,不再满足于对程朱理学教条式的继承,而是力图回归经典的本源,探寻其更深刻的内涵。这种回归,并非否定前代学者的成就,而是试图在继承中寻求突破,打破理学一家独大的局面。 二、 显学之外的探寻:汉学复兴与实学勃兴 在士人对经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一股复兴汉学,重视训诂考据的思潮悄然兴起。乾嘉学派虽然主要在清代中叶达到顶峰,但其萌芽与早期发展实则可以追溯至明末。一些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宋明理学在实学方面的不足,转而关注更为具体、更为务实的知识。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强调“古今之变”,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衰,而在于民之贫富”。他身体力行,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深刻的剖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他的《日知录》便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收录了大量关于历代制度、舆地、民俗等方面的考证,为后世的实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黄宗羲则将目光投向了政治制度的批判。他深刻揭示了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主张“明代之弊,在君臣之无辨”。其《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口号,虽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却深刻地反映了士人对政治权力的高度警惕,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他的政治思想,超越了传统的忠君观念,具有了早期启蒙的色彩。 王夫之,字而农,晚号姜斋公。他的学术成就极其宏富,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深邃的造诣。他与顾、黄并称“明末三贤”,其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批判宋明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倡唯物主义的“气”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源,具有运动、变化、生成、消灭的特性。他反对“性即理”的说法,强调“理”存在于“物”之中,即“心即理”。在对经学的研究上,王夫之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循名责实”,深入探究经典的本义,并将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他认为,经学的目的在于“治道”,“治道者,非徒在察民情,亦在察天时,察地利,察人情,方得其道。”这种将经学研究与“治道”紧密联系的观念,正是实学精神的体现。 三、 思想的觉醒:对传统的反思与对新知的渴求 除了对经学的深化与实学的勃兴,明末士人思想的另一重要面向是对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既体现在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上,也体现在对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追求上。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断食居士”。他被誉为“反俗之圣人”,其思想具有极强的颠覆性。李贽反对“男尊女卑”、“君臣父子”等传统伦理观念,倡导“童心说”,认为“人人固有之,不得无耳”。他认为,后天的社会规范与礼教,压抑了人的自然天性,束缚了人的思想。他敢于挑战权威,批判程朱理学,主张“绝假炼真,不矫揉,不造作”。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其强调个体内在价值与思想自由的精神,无疑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西方的一些思想与科学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知识,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却为中国士人打开了新的视野,刺激了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徐光启便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翻译了西方数学著作,参与了历法改革,并积极推广西方的农业技术。他的《农政全书》,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并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知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光启的实践,表明了一种将外来知识与本土需求相结合的探索路径,这种开放性的思维模式,是启蒙思想得以生长的土壤。 四、 启蒙的曙光:对个体价值的初步肯定与对理性精神的呼唤 明清之际的思想流变,虽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启蒙理论,但其内在的精神内核,已经为后来的启蒙思潮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对个体价值的初步肯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虽然仍将个人置于社会与政治的框架内,但他们对个体理性思考的重视,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强调,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臣服与顺从。李贽更是将个体的“童心”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其次,是对理性精神的呼唤。这些学者在批判虚妄的空谈时,都表现出对“实”的追求,对逻辑清晰、证据确凿的论证方法的重视。他们对社会弊病的深刻剖析,对政治制度的理性审视,都体现了一种运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努力。 最后,是对独立思考的推崇。尽管在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独立思考的风险依然巨大,但这些先驱者们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探寻。他们敢于质疑权威,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这种不畏强权、勇于探索的精神,正是启蒙最核心的价值之一。 结语:思想的星空,璀璨而辽阔 《哲学史家文库(第2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正是试图勾勒出这样一片思想的星空。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名家名言,而是试图深入剖析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脉络。从经学的困境与挑战,到汉学复兴与实学勃兴的努力;从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对新知的渴求,到个体价值的初步肯定与理性精神的呼唤,本书将带领读者穿越时空的迷雾,感受那段思想激荡的岁月,理解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火花,它们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虽然微小,却预示着一个更加辽阔的思想黎明的到来。这并非一个终结,而是孕育着无限可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