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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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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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11477
版次:1
商品编码:11413077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2-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184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西学东渐,经学是如何被瓦解的?
当经学遭遇民族国家,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还有能力赓续经学的命脉吗?
本书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并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内容简介

随着辛亥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
《经学的瓦解》展现了西学东渐中,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整体性从章太炎的“以史为本”转向胡适之的“以史料为本”,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相继兴起,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
《经学的瓦解》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经学大义之相传,方能保礼乐文明之不坠。作者提出:重回经学!

作者简介

陈壁生, 1979年10月出生于广东潮阳,2002年毕业于汕头大学,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著有《经学、制度与生活》等,任“经学研究”系列辑刊主编(与干春松合编)。

目录

导言 “后经学时代”的经学

第一章 章太炎的“新经学”
第二章 中国:成为“历史”
第三章 胡适之: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完成
第四章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第五章 经学的史料化与经学的瓦解

结语 为往圣继绝学

前言/序言



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 一、 变革的潮声:思想的转向与知识体系的重塑 中国古代学术的宏伟殿堂,其基石便是“经”。儒家经典,作为统治思想与道德规范的源泉,数千年来被奉为圭臬,指导着社会伦理、政治制度乃至个体行为。然而,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固化,都潜藏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的结构与人心悄然变化,曾经“以经为纲”的稳固秩序,开始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裂痕。这并非一朝一夕的崩塌,而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知识体系的重塑,一场思想由“经”向“史”的悄然挪移。 “经”,在字面意义上,便是“常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从孔子对“道”的阐释,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确立,经学始终占据着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它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文人学士毕生追求的知识高峰。科举制度的设立,更是将经学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读书人寒窗苦读,无非是为了在经学的海洋中打捞起功名利禄的珍珠。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知识体系,也带来了其固有的局限。当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现实的复杂性远超经典所能涵盖的范畴,人们开始质疑,这套看似坚不可摧的经学体系,是否还能为当下提供有效的解答? 变革的潮声,首先从那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心中响起。他们是时代的观察者,也是思想的先行者。当他们面对着愈发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他们发现,单纯地钻研经典,解读训诂,已经不足以让他们理解世界的真相。经典虽然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但毕竟是凝固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产物,无法完全回应瞬息万变的现代。而“史”,即历史,则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具体的、包罗万象的视角。历史的进程,记录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记载着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观察到政治的兴衰,经济的起伏,文化的变迁,思想的碰撞。相较于抽象的道德准则和政治理念,历史的叙事更加贴近真实,更具说服力。 于是,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开始显现。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在经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现实世界和更悠久的过去。他们开始认真梳理历史的脉络,研究王朝的更迭,考察制度的演变,分析社会现象的根源。他们发现,历史本身就是一本无字之经,蕴含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智慧。与直接从经典中汲取教条式的“道理”不同,从历史中获得的启示,往往更加 nuanced,更加具体,也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这种转变,并非对经学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知识视角的拓展和学术方法的革新。如果说“以经为纲”是将经学视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史为本”则是在承认经典价值的同时,将历史作为理解世界、认识规律的重要途径,甚至是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方式。历史的事件,可以印证或证伪经书中的某些论断;历史的经验,可以为经学思想的应用提供具体的实践场景和调整方向。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开始关注“为什么会这样”,而非仅仅“应该怎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历史的纵深。 二、 告别“圣人之言”:历史叙事的力量与思想的解放 “以经为纲”的时代,经学知识具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性。圣人之言,字字珠玑,不容置疑。学者们的主要任务是解读、注释,将前人的智慧传承下去。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也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当社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人们首先会去经书里寻找解决之道,如果找不到,往往会归结为自己理解不深,或者时代不合。这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对经典的过度依赖,以及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历史并非只是圣人语录的注解,它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批判力。历史的叙事,以时间为轴线,以事件为节点,以人物为载体,展现了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成长、发展与变迁。在这些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运作,制度的得失,人性的复杂,以及无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历史的记录,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残酷,也如此的富有启迪。 “以史为本”的核心,在于其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关照。学者们开始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经典文本的纯粹解读,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他们开始追问:这些经典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解决了当时的哪些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后世?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它意味着,知识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撼动的神圣教条,而是可以在历史的检验中不断被反思、被修正的。 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开始超越简单的史实堆砌,而走向了对历史事件的深刻分析和对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他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普遍性规律。例如,通过研究王朝的兴衰,他们可以总结出治乱循环的模式;通过考察不同制度的运作,他们可以分析其优劣得失;通过梳理思想的流变,他们可以洞察时代精神的演变。这些来自历史的洞见,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具说服力,也更能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 尤其是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国家民族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此时,寄希望于抽象的经典,显得苍白无力。而历史,则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他们可以从古人的经验中学习如何应对外敌,如何进行改革,如何凝聚民族力量。同时,他们也可以从他国的历史中汲取养分,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以史为本”的体现,通过考察其工业革命、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的历史,来寻求中国转型的可能路径。 因此,“以史为本”的转向,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改变,更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它将人们从对“圣人之言”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敢于在历史的土壤中发掘新的智慧。它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度,也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 转型期的知识:从“经”到“史”的挪移与学术的现代性 “经学的瓦解”,并非意味着经学本身的价值的丧失,而是其作为知识体系唯一支柱的地位的动摇。当一个社会进入转型期,其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旧有的知识体系往往难以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此时,新的知识领域和新的认知模式便应运而生。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挪移,正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转型期中,一次深刻的自我调整和知识体系的重塑。 “以经为纲”的学术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封闭的知识体系。它强调的是对既有经典的传承和解读,其知识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文本的考订和义理的辨析。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维系文化的传承。然而,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它容易脱离现实,忽视时代的变迁,阻碍新思想的产生。 而“以史为本”的学术取向,则标志着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知识模式。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记录,是流动的、变化的,并且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通过研究历史,人们能够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洞察事物演变的规律。这种研究,往往需要运用更具批判性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以及更严谨的实证方法。 这种挪移,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多个层面: 研究对象的拓展: 传统的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而“以史为本”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中国历史,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方方面面。即使是研究经学,也开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在不同时代的流传、演变和影响,而非仅仅视其为不变的真理。 研究方法的革新: “以经为纲”的研究方法,侧重于文本的训诂、考据和义理的阐发。而“以史为本”的研究,则开始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的方法,强调史料的搜集、辨析,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分析和系统性阐释。考据不再仅仅是为了辨别经文的真伪,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义理的阐发,也更多地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而非仅仅依赖于先验的道德判断。 知识功能的转变: 经学作为“以经为纲”的知识体系,其首要功能是提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道德规范。而“以史为本”的知识,则更侧重于理解现实,预测未来,并为社会变革提供可行的经验和借鉴。历史研究不再仅仅是“述古”,更是为了“知今”和“谋未来”。 这种学术上的转变,与中国近代史的特殊情境密不可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知识分子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从他国经验中学习方法,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史为本”,成为他们梳理民族传统、反思现实困境、探索未来出路的重要途径。 “经学的瓦解”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转型”。它意味着中国学术在保持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珍视的同时,开始拥抱更广阔的世界,更深刻的现实。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挪移,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为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认识知识体系的变迁,以及把握当下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学术的面貌,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和家国情怀,为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到新的生命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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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其重构历史叙事的方式。它没有遵循那种线性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而是以一种解构的姿态,深入挖掘了知识体系内部的“断裂点”。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方法上的创新,他似乎放弃了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二元对立框架,转而探讨那些被主流史学边缘化的声音和视角是如何悄然崛起的。例如,书中对地方志、私人著述乃至一些民间文献的引用和分析,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理解传统学术变迁的视野。这不再是帝王将相或少数圣贤的独角戏,而是无数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为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的艰辛探索。读完之后,你会对“正统”二字的定义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认识到任何一种主流思想的形成,都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被压抑的“他者”叙事。这种对复杂性的拥抱,使得全书的论述显得既扎实又充满批判精神,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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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部力作,我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释然,仿佛被解开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我的学术谜团。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如何清晰地界定了“经典”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边界。它不是在否定经典的价值,而是在重新定位经典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它不再是悬浮在真空中的绝对真理源泉,而是必须被放置于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的文化遗产。作者对这一转变过程的描绘,细致入微,充满了对历史必然性的洞察力。它提醒我们,学术的活力恰恰来源于对既有权威的审慎反思和对新经验的积极吸纳。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智力上的洗礼,它不仅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学术史发展规律的全新视角和工具。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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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张力在于它成功地平衡了宏观的历史趋势与微观的个案研究。它不满足于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或学术流派的个案剖析,具体展示了理论转向是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发生的。我个人非常喜欢作者处理史料的那种老到的手法,他总能从看似无关的文献碎片中,提炼出关键的论证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串联成一个完整而具有说服力的逻辑链条。这使得全书的论证过程如同精密的机械装置,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恰到好处。更难得的是,尽管主题严肃,作者的笔触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对真理的敬畏感,没有流于浮夸的论断或故作惊人之语。它像一位耐心的向导,带着你沿着一条清晰但充满岔路的小径,最终到达一个更开阔的认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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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充满挑战性的,但这种挑战性正是其价值所在。它要求读者不仅要熟悉相关的典籍背景,更要具备一种跳脱出既有框架的思维能力。作者的文字风格是极其凝练的,充满了学者的精准与克制,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却是磅礴的。我特别关注到其中关于“史学观念转变”那几章,作者对清代考据学与乾嘉学派的论述,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明代空疏的反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更为深沉的、对“真实”世界探求的转向。这种深入肌理的分析,揭示了学术范式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时代对确定性和经验证据的渴望之中。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思想史抱有严肃态度的研究者而言,这本书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地图,它指引我们穿越迷雾,去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是如何被塑造和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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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严谨的论证,成功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演变的关键转折点。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巧妙地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思想图景,展示了不同时代学者们在面对儒家经典时所经历的认知冲突与范式转移。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宋明理学内部张力的刻画,那种从对“天理”的执着探索到最终转向对具体历史进程的关注,过程是何其曲折而充满张力。它不再仅仅是关于“义理”的空泛讨论,而是将这些概念置于鲜活的、充满变动的历史脉络之中,使得原本僵化的教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那些古代思想家在书斋中低声辩驳的声音,他们的挣扎与突破,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与细致的还原。这种细腻入微的描摹,使得原本枯燥的学术史变得引人入胜,让人不禁反思我们今天对待经典的姿态是否也陷入了某种僵局。全书的学术气度宏大,但落笔处又极其扎实,绝非泛泛而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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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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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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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正说到得意处,听的也不无得意,夫人走到当面请示:“话说完了没?我把面擀好了,切不切下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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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的新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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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辛亥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随着辛亥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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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壁生兄新作,书虽不够大部头,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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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儒家经典,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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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瓦解》展现了西学东渐中,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整体性从章太炎的“以史为本”转向胡适之的“以史料为本”,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相继兴起,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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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壁生兄新作,书虽不够大部头,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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